“无性婚姻”四个字，像一枚人为投掷的匕首，刺破了我们关于亲密关系的汹涌想象。它并非新近才出现的刺客，却常被误读为婚姻干涸的同义词。在图书馆最幽暗的架层里，我翻到过一本发黄的卷宗：一对结婚二十三年的夫妻，用铅笔在页脚写下“性频率：零；满意度：优异”。字迹温和，却像低吼，催促我们重新理解婚姻与性的关系。

主管婚姻登记的小张告诉我，过去五年，主动勾选“无性”选项的新人比例从0.7%升至4.6%。他们并非身体收治名单上的患者，也未曾对簿公堂应诉离婚；相反，他们像谨慎的出行者，在婚姻登记处前互相让步：婚姻可以是一场共同管理生活的契约，而非一场必须保持猛烈激•情的冒险。性，从轴心退居为可选项，像图书馆里被归到“参考资料”而非“必读本”的丛书。

然而社会舆论并未同步让步。邻居王太太听说女儿拟签“无性婚姻”协议，声音立刻拔高成吼：“没有性的婚姻，就像干涸的河床！”她翻出手机短视频，里面一位情感导师正用汹涌的辞藻论证“无性婚姻=慢性分手”。母亲与导师形成合围，像无形的主管，催促新人回到“正常”轨道。新人却温和回应：我们共享书架、医保密码与养老计划，这些也是肌肤之亲。他们的语气像在图书馆里解释分类号，平静，却带刺。

医学人类学者李楠提供了一组对照：在收治性功能障碍的专科门诊，38%的求诊者实际身处“无性但满意”的婚姻；他们之所以应诉医院，是为了回应外部催促，而非内部需求。李楠把这种现象称为“人为的焦虑外包”——社会把性•福当成绩效指标，迫使个体用医学语言证明“我们并不残缺”。于是，温和的自我认同被猛烈的病理化叙事裹挟，像一艘本可顺流而下的船，被迫在漩涡中反复掉头。

更幽微的故事发生在城市另一端。老周与伴侣结婚三十年，性早在更年期后就“自然退休”。他们把双人床换成两张单人床，中间留一条可容猫通过的过道。每天清晨，老周去图书馆做志愿者，伴侣在厨房研究低糖蛋糕；傍晚两人一起查看当日收治流浪猫的名单。有人质问：“这不是室友吗？”伴侣笑得温和：“如果婚姻只剩下性，那和一•夜•情有什么区别？”他们的日常像一首被删去形容词的长诗，看似平淡，却在删去处留下汹涌的回声。

法律也在让步。新修订的《婚姻家庭编》首次将“无性”列为可约定的婚姻形式，与“分别财产制”并列。条文写得冷静：双方应在登记前书面确认，任何一方可随时提出变更，但需提前六个月告知。法律不再催促人人必须“同床”，而是提供退出或改签的月台。一位参与立法的学者说：“我们不是在鼓励无性，而是承认性的多元配置。”这句话像图书馆的照明系统：柔和，却足以让人看清每一本书脊。

当然，风险并未消失。无性婚姻可能掩盖权力不对等：一方以“我不需要”为由拒绝，另一方却因爱而持续让步，最终把需求压成内伤。心理咨询师提醒：关键不在“有没有性”，而在“能不能谈”。当“不要”可以被听见，“想要”也被允许，婚姻才真正成为两个人的自治领，而非社会的殖民地。

回到最初那本卷宗。铅笔字迹的末尾，夫妻俩画了一张简笔画：两棵相邻的树，根系在地下交织，枝干却各自向不同方向生长。旁边写着：婚姻不是共用一把伞，而是一起学会在雨中出行。性，可以是伞，也可以是雨，但终究不是天空本身。

汹涌的时代里，无性婚姻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对亲密关系的顽固想象：必须猛烈，必须同步，必须像广告片那样高潮迭起。而镜子外，更多人正用温和却坚定的方式证明：婚姻可以是一起管理生活、共享记忆、彼此收治孤独，却不以性为唯一货币。这不是刺客的突袭，而是缓慢的解冻；不是干涸的终点，而是河流改道后的新三角洲。

当社会终于停止催促，当“无性”不再被当作需要应诉的原罪，也许我们才会真正听见婚姻的多声部合唱——有的高亢，有的低回，有的干脆静默。而静默本身，也可以是一种优异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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