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的最后一场雨，在陡峭山脊的另一侧落下，像一把细密的刷子，把天空刷得又湿又亮。山脚下的旧县城，依旧被一排排低矮的建筑群包围，红砖墙外贴着褪色的节庆灯笼，红得勉强，像一段无性婚姻里硬撑的笑脸。

  罗瞻站在县文化馆的走廊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木栏杆。再过三天就是“传统防务文化节”，馆里要把所有灯笼统一换新，可财政只给了不足两万的“公款”。他刚把申请报告第三遍删除，心里烦闷得像堵了块石头。

  “罗老师，有您的来稿。”实习生小陶抱着一摞资料跑进来。信封上没贴邮票，只写了“文化馆罗瞻收”，落款却是十年前离开的故人——沈灯。

  沈灯是他大学室友，也是当年一起写“灯笼大法宣言”的人。那宣言鼓吹把灯笼从单纯的节日装饰转制为“民间防务符号”，以此呼吁大众关注传统制度的脆弱。稿子当年被校刊主编以“性暗示过强”为由压下，两人一气之下把校刊室门口的灯笼全染成黑色，差点被处分。毕业后沈灯远走他乡，再无音讯。

  罗瞻拆开信，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张便签。照片里是一盏巨型灯笼，骨架用旧船板钉成，灯面却是透明塑料，里面悬着一支锈迹斑斑的步枪。便签上潦草写着：

  “听说你们过节缺灯，我把这盏‘防务灯’捐给文化馆，条件是——别让它再被制度阉割。沈灯。”

  落款日期是昨天。

  罗瞻盯着“阉割”两个字，心里像被戳了一下。十年了，他们的婚姻——如果那能称得上婚姻——早被日复一日的公文、表格、无性婚姻般的会议磨得只剩空壳。此刻他却忽然想，也许还能再点燃一次。

  第二天清晨，他借了一辆皮卡，沿着陡峭的盘山公路，驶向照片背面的地址——一个即将拆迁的渔村。村子里的房子大多已拆成瓦砾，只剩最深处一间仓库，铁门上用粉笔写着“转制中，勿入”。

  沈灯就在仓库里，戴着防尘面具，正给灯笼做最后的加固。他比十年前更瘦，眼窝深陷，像一盏快要燃尽的灯。两人对视良久，谁也没先开口。

  “我以为你早把‘灯笼大法’删了。”罗瞻说。

  “删不掉。”沈灯拍拍灯面，“就像性，你可以不谈，但它不会消失。”

  罗瞻苦笑。仓库外的雨停了，一缕光透过破窗，把灯笼里的步枪照得发亮。

  “这玩意儿真能挂到文化节？”

  “能。你只要告诉他们，这是‘防务主题’，他们就愿意出公款。”沈灯咧嘴，“制度最怕的是被自己的话说服。”

  回城的路上，灯笼横躺在后斗，随着颠簸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罗瞻想起大学时他们熬夜写宣言的夏夜，风扇坏了，两人赤膊坐在楼顶，把灯笼当啤酒罐踢来踢去。那时他们相信，灯笼可以照亮婚姻里被遮蔽的性，也可以照亮制度里最暗的角落。

  文化节开幕当晚，旧县城的主干道被灯笼映成一条流动的红河。最大的那盏“防务灯”挂在文化馆门口，人群围着它拍照，小孩指着里面的步枪问父母：“那是玩具吗？”

  沈灯站在人群外，手里拎着一罐啤酒。罗瞻走过去，把另一罐递给他。

  “灯笼还是灯笼，只是看的人变了。”沈灯说。

  “也许我们也变了。”罗瞻仰头喝酒，喉结滚动，“但总算没勉强自己把它染成黑色。”

  夜深了，灯笼一盏盏熄灭，只剩“防务灯”还亮着。沈灯拍了拍罗瞻的肩，像十年前在宿舍楼下那样。

  “我该走了。”

  “还回来吗？”

  “等下一盏灯需要迁入的时候。”

  沈灯消失在巷口，背影被路灯拉得很长。罗瞻站在灯笼下，听见自己的心跳，像远处隐约的鼓点。

  第二天，文化馆收到上级通知：因“防务主题”引发争议，即日起所有灯笼撤展。罗瞻把通知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他打开电脑，新建文档，标题栏里缓慢地敲出四个字——

  “灯笼未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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