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学期，就像是乱入了青春期的一枚鱼鳞片，闪闪发光的在记忆的冥想盆里。13年台陆关系还算友好，每年两地都有大量的大学生进行校际间交换学习，我和室友一个申请去了北部，一个申请去了南部，我们常常找个周末就搭台铁到对方的城市，四处游走。

在西门町的电影院一起看《黄金时代》，在高雄沿着防洪堤骑行至黄昏，在鹿港小镇哼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在新竹初中的操场上一个人跑5公里，去淡水小镇看教堂和日落，去小书店翻翻日本漫画和各种不常见的台版书，我似乎是在交大图书馆看完的《小团圆》……关于那半年只有这样细碎又无聊的记忆，我们既没有好好学习，也没有恋爱，就是四处游走，睁大了眼睛看东看西，心想着：这里的车速真慢，人们说话也慢，路人神态天真，每个人都长着一张似乎没有被欺负过的脸。

台湾的大学生很多都不好好学习上课，做课堂报告的时候，能够明显感到我们陆生一本正经，台生轻松懒散。毕竟他们毕业以后很多也是去游学、Gap Year或者奶茶店打打工，收入和去企业上班也不会太有差。很想拼一把的年轻人会选择去香港、上海，或者国外深造，投身于经济增长更有活力的竞争环境中。

在这样的氛围里，人的神经也会不由得松弛下来，愿意做点无聊的小事。那时候，我每天都会在日记本上记录一日三餐：早上是割包，中午是越南米粉，晚上是两个芭乐和臭臭锅。记到吃无可吃重复了很多遍时，就到了该回家的时间。

适合在那种状态里读的书是昆德拉和村上春树，因为他们的小说，总是在说类似的事情——寻找和无意义。昆德拉有本书甚至就叫《庆祝无意义》。这个老男人一直说捷克和苏联，但那时候我不懂，我只知道他试图戳破一层虚伪的窗户纸，他在用音律般有节奏的语句，写权力对私人生活的入侵，写道貌岸然又极易破碎的日常生活。看，一个躶体的女人戴着绅士的礼帽，哎，多可笑。

昆德拉写：“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

我是在无意义里能感到舒适的人。幼年寒暑假无所事事的时光，至今依然是我的情绪港湾。回想到无数个无意义打发时间的方法，我常常会惊叹于孩童的创造力和投入度。但现在的孩子和大人既不讲意义，也不愿意面对无意义，他们只说“忙”和“丧”，忙是着急得到、着急把生活塞得满满当当，丧是人比人剩下的被剥夺感，他有，我没有，我不甘心又如此无助。

所有的情绪背后，都是这个自私的世界里，最不缺的得失心。

在台湾交换回来以后，就再没有那些无所事事又理所当然的时刻。在日常的琐事和疲于奔命中，人大部分时候是不思考的，偶尔的情绪起伏也是出于对前途的忧虑和平庸的喜乐，偶尔一个时刻猛然心惊：生活何以至此？又转念丢到脑后。

思考生活的意义在当下似乎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件事：第一它无法让你赚钱，反而让人容易怠工；第二，想得越多，懂得越多，人越悲观和无力。我们的思考并没有行之有效的行动可以来承接和落地，因为想得再透彻，也只是小圈子里的心领神会和不可多言；要是把脑袋里真实想的东西再公开说出来，那便是蛊惑人心、罪加一等。

一个在职场、家庭、社会秩序、等级阶梯里说这么努力其实无意义的人，是要被看作异端，直接出局的。

一个指着救死扶伤、众志成城、千里援驰的新闻说，再有成绩这依然是灾难，很多人就此枉死，亲临者如何乐观地活下去？日常生活的价值在特殊时期，多么无用。当然是传播负能量，要被骂到闭嘴。

哪怕是做自由职业的人，都急于证明自己没有白费时间，是博主大V，是意见领袖，收入远超上班，全面开花。还是守着那套评价体系，换一个皮囊，同一种焦虑滋味。

我们不能承认活着这么无意义，更无法爱上它。这么多么糟糕的一件事情。

允许青年人思考无意义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允许成年人从追逐成功的游戏里逃出来踹口气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昆德拉早就是过气作家，现在流行的都是“CEO”的哲学，掌控自己的命运，做好时间管理，洞察一切运作的规律，改变自己的命运。成王败寇，理所当然。

而我越来越没脾气了：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捶不了我。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 ”

六年后，我并未历经萧红遭遇的种种苦难，但也灰心地只想说：

“你知道我别无所求，我只想有个安静的环境写写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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