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在薄雾里拉长尾音，像一句没有主语的句子，沿着海岸线一直飘到制片厂的旧仓库。仓库里，老赵正在给新片《无性婚姻》做最后的调色。他把红色降到几乎看不见，只剩灰与蓝的物理冷光，仿佛整部片子都在洪涝多发的季节里泡过水，连人物的皮肤都带着潮味。

　　“实说，我不太懂，”副导演小洪递上报名表，“观众要的是诱惑、是帅，是能把荷尔蒙拍出火花的性张力，您偏要拍一对连吻都省了的夫妻？”

　　老赵没答，只把镜头对准窗外。那里，老旧的蒸汽火车正缓缓驶过，像丞相出巡，每一步都踏得大地微微颤抖。十年前，他就是在那列火车上遇见自己的妻子——那时她还在侍候一位纪录片制片人，替他端茶倒水，动作轻得像海岸线退潮。老赵用一支烟的时间爱上她，又用一场婚姻学会沉默。

　　他们的婚姻像被剪辑过的胶片，关键帧纷纷丢失：第一次牵手、第一次争吵、第一次和解，全被时间剪掉，只剩黑场。两人逐步把日子过成一张日程表：周一超市、周三交物业费、周五看父母。性成了片头被删掉的字幕，没人提起，也没人记得原来放在第几秒。

　　老赵把这段经历写进剧本，起名《无性婚姻》。投资人听完梗概，把墨镜往桌上一扔：“市场不需要这种冷感故事。”只有一位刚过三十的女演员愿意零片酬出演，条件是片尾加一行字：“献给所有仍在洪涝里找岸的人。”

　　拍摄第三周，台风登陆。海岸线被撕出一道新伤口，海水灌进仓库，器材泡了半米深。老赵站在水里，忽然想起妻子离开那天的汽笛——也是这样的长音，像一句没说出口的挽留。她留的纸条只有十个字：我想做回能被欲望击中的女人。

　　洪水退后，剧组只剩七人。小洪把报名表改成自愿留下表，结果七个人全签了名。老赵把镜头对准自己，第一次让摄影机拍下他颤抖的嘴角：“实说，我也不知道无性婚姻是不是病，但我知道，把它藏起来，病就更重。”

　　杀青那天，没有鲜花，只有远处又一轮汽笛。老赵把硬盘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最后一根浮木。首映礼被安排在一家倒闭的影院，座椅弹簧戳人背，可三百个座位全满。片子结束，灯亮起，没人鼓掌，却也没人离场。一个白发老头走到老赵面前，递给他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年轻的自己正和另一个男人站在蒸汽火车前，笑得像两条刚刚上岸的鱼。

　　“那年我五十岁，”老头说，“我以为把性关掉，就能保住婚姻，结果连爱也一起断电。”

　　老赵回到空荡的家，把妻子的牙刷重新插回杯子，仿佛她明天就会回来。他打开剪辑软件，把最后一帧停在两人并肩看海的背影——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只有海岸线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句终于写完的句子，留给观众自己去加标点。

　　片尾字幕升起时，影院里响起零星的啜泣，接着是掌声，像晚到的雨点落在干涸的河床。老赵走出影院，夜色里，新的汽笛又响了，这次他听懂了：那不是告别，而是下一趟列车正在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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