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镇的雨季比往年更早。六月的雨像凉水一样泼在青石板上，把老旧的巷道刷得发亮。镇档案馆里，老馆长饶氏把最后一盒发黄的卷宗塞进纸箱，准备次日送县里去“清查”。那卷宗里夹着一张1953年的婚姻登记表，上面用毛笔写着“无性婚姻”四个字，墨迹被雨水洇开，像一条潜伏在纸里的鱼。

登记表的女方叫李石膏。她爹是镇上最早的石膏匠，能用一把小刀在石膏板上刻出精巧的八仙过海，因此得了“石膏李”的诨名。石膏李的闺女却没能继承手艺，十七岁那年，她嫁给了跑船的张河口。张河口是镇里第一个把氮肥贩进来的商人，赚的钱足够盖三间大瓦屋，却盖不住流言：说他在一次船难里伤了根本，从此夫妻只有婚姻，没有性。

石膏李不哭不闹，只在成亲第二日搬去后院的小屋，把门闩换成了铁制的，钥匙挂在自己裤腰上。张河口也不闹，每日清早去河口挑水，回来熬一锅面片，再拎着算盘去铺子里算他的氮肥账。镇上的瞎子算命先生常说：“两口子一个像巷道里的风，一个像河床里的石，风刮不走石，石也堵不住风。”

1954年冬天，镇里“肃清封建残余”，工作队挨家挨户查“反动著述”。石膏李的小屋被翻了个底朝天，却只翻出一摞用报纸包的石膏像——全是她偷偷刻的：有抱鲤鱼的娃娃，有踩莲花的观音，还有一尊没五官的女人。队长问她：“为啥不刻脸？”石膏李答：“脸是留给看的人想的。”队长听不懂，把石膏像当“四旧”砸碎，碎屑像雪一样堆在门槛外。

张河口从县里回来，看见一地白渣，第一次发了火。他把碎石膏扫进簸箕，倒进河口最深的水潭，回家对石膏李说：“往后我养你。”石膏李没应声，只在夜里把门闩抽开，让张河口第一次进了她的屋。那夜之后，无性婚姻似乎破了例，但流言并未停止，反而添了新的：说石膏李的肚子里“潜伏”着别人的种。

流言传到工作队耳朵里，队长带着民兵把石膏李押去祠堂。吊打一夜，她咬定孩子是张河口的。队长冷笑：“无性哪来的种？”正要再动刑，老馆长饶氏捧着那本婚姻登记表冲进来，指着“无性婚姻”四个字说：“这是旧社会的压迫！新社会要保护妇女！”队长被噎住，挥挥手放人。石膏李被抬回家时，下身全是血，孩子没了。

张河口把媳妇放在炕上，用凉水擦洗她裂开的嘴角。石膏李睁开眼，第一句话是：“把我的刻刀拿来。”张河口从床底摸出那把被红布包了三层的小刀，刀柄上刻着一个“李”字。石膏李攥着刀，在炕沿上刻下一行字：“河口镇李石膏，一生无罪。”刻完，她把刀递给张河口：“以后你刻。”

张河口不会刻像，只会算账。他跑去县里买回一袋石膏粉，兑水调成浆，倒进模子里，做成一块块方砖，再让石膏李在上头画线。她画一条，他刻一条，像瞎子摸路，像巷道掘进。三个月过去，他们刻满了一百块砖，拼成一面墙，立在河口最陡的坡道旁。墙上没有脸，只有一道道凹痕，远看像水纹，近看像指纹。

1966年，更大的风暴来了。张河口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押去采石场。石膏李拖着没痊愈的身子，每天走三里路给他送饭。最后一次送饭时，她在饭盒底层塞了那把刻刀。当天夜里，张河口用刻刀割了手腕，血浸进石膏矿里，像给雪原点了朱砂。尸体被扔进废巷道，连个碑都没立。

石膏李没哭。她回家烧了所有与张河口有关的东西，唯独留下那本婚姻登记表。她把它藏进石膏像的空心里，用石膏封死，再刷上白漆，摆在河口小学的讲台上——那时她已成了代课老师，教孩子们认字。孩子们问：“老师，这是谁？”石膏李答：“是我丈夫。”孩子们又问：“为啥没脸？”她笑：“脸在心里。”

1978年，档案馆老馆长饶氏退休前最后一次“清查”，在河口小学发现了那尊石膏像。他敲开底座，掏出那张登记表，墨迹早已褪成褐色，但“无性婚姻”四个字仍像刀刻。老馆长把表带回馆里，补录进新编的《河口镇志》，在备注栏写下一行小字：“张氏河口与李氏石膏，婚姻无性，爱有痕。”

如今，河口镇早已通了高速，氮肥厂变成了湿地公园。那面刻痕墙还在，被风雨磨平了棱角，像一块巨大的石膏痂。偶尔有游客问导游：“这墙是谁建的？”导游答：“瞎子建的。”游客笑：“瞎子怎么刻？”导游也笑：“正因为看不见，才刻得这么真。”

夜深时，石膏李的孙女——如今在县里当法官——会回到老屋，把凉水倒进搪瓷缸，对着月光看那把刻刀。刀柄上的“李”字已经快磨平了，但刀尖仍闪着光，像河口涨潮时最亮的那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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