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剩女”小问题 “剩男”大问题

时下，“剩女”话题风行一时，仿佛真成了一个问题。不过，所谓这“剩女”问题多少有点“伪问题”之嫌，也有“建构”之痕迹，如果一定要界定为一个问题，充其量也只能是小问题，因为我怕我们这个社会把沉默的“剩男”真问题、大问题给掩盖了。

所谓问题都有其成为问题的客观事实基础。剩女剩男是跟男女婚配人口比例失衡有关的问题，而男女婚配的基础是其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就人口来说，事实是这样的：由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性别比一直偏离正常值范围(103-107)。1982年普查为108.5，1990年为114.1，2000年更严重到119.3，2009年依然保持在近120的失衡水平上。所以，当这部分人口进入婚配期时，必然会出现“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女性人口大大少于男性人口的现象，造成婚姻挤压。从2010年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失衡男女渐次进入婚育期，男多女少的婚姻挤压现象已开始显现并积累。2020年前后，我国“婚姻市场”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因为持续而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人口(1985-2000)将成为主体完全进入其婚配期(20-34岁)。笔者的推算数据显示，2020年，22岁-34岁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2600多万。由于我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从上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所以，即便是从现在起出生性别比迅速恢复到正常值范围，适婚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婚姻挤压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且会延续到2030年以后。

当然，年龄性别结构平衡只是人们婚姻的基础。现实的婚姻，不仅与婚配男女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有关，还与社会经济条件、婚育观念因素有关，这其中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婚配模式影响较大。现实中的男女婚姻模式除了“门当户对”，还有一种是“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序的话，那么男女婚配的这种模式是甲男乙女、乙男丙女、丙男丁女，在这种婚配模式下，这个社会上最终剩余下来的就是甲女丁男。若以教育程度地位为例，男博士娶女硕士，男硕士讨女学士…，最后剩下的可能是女博士和男文盲。

所以，男女适婚人口比例严重失衡加上实际的婚配模式落差，造就了剩男剩女们。不过，相比庞大的剩男“后备军”，剩女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更重要的是，剩男剩女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群体。剩女首先不是女性适婚人口的绝对剩余，而是来自社会婚配模式和个体婚姻的选择。这个群体的特点是，她们大多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经济独立且自主性强，而其中还不乏不婚主义者。这样特征的一个剩女小众，不构成所谓问题的要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剩女”是个“伪问题”。相反，剩男就不一样了，剩男首先是男性适婚人口大量绝对过剩，且他们还多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他们的基本特征是：自身经济、文化等资源处于劣势；被社会排挤和歧视；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社会底层大众，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可以推断，随着这些想结婚而又无法找到配偶的大龄男青年和终身未婚男性数量不断积累，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的风险也将大大增加。一旦社会出现某种突发事件如民事纠纷、官民矛盾、失业等，这些“剩男”们都可能是主导社会严重冲突的“主力军”。实际上，近年来社会上频发的群众暴力事件背后，都有这些“剩男”的影子。

由于剩女地位的“优势”，她们拥有较多的话语权，也因此不奇怪，媒体、影视、大众传媒中不乏这样那样的剩女话题，这个不成为社会问题的问题也时时被“建构”出来，并由此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而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不幸的广大剩男们就只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