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是一个文化问题

在科恩看来，与其说“中年”是一个数字区间，还不如说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变动不居、弹性十足的概念，几乎每一代人都会对这个词作出自己的界定。学者们将中年定义为“第三时期”（thirdage）、“再生”（encoregeneration）和“中段”（midcourse）。

“在19世纪中期以前，年龄并不是构成一个人身份的主要因素。”科恩认为，“真正能够对人进行识别和定位的是一些标志性事件：婚姻、父母的身份、是否军人。”在那个年代，“成年人”这个概念被定义得十分单一和狭窄。19世纪初，女性普遍被规定要在17岁之前完成婚姻和生育，并且，当时的美国妇女平均每人生育7个孩子。

后来爆发的女权主义运动声称妇女应该拥有平等的选举权和更多的工作机会。科恩还描绘了当时一个叫伊迪丝·华顿的人惊人的性解放历程：她在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无性婚姻之后，终于在45岁时与另一位男子结合，享受到了“性”所带来的超然愉悦。

进入20世纪，美国人开始对自己的年龄表现出更强烈的敏感性，尤其是当他们进入40到50岁的时候。伴随着人口普查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年龄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下意识地将自己的年龄调低一档。那时，“中年”这个词就好像是一个残酷的、令人尴尬的玩笑。当时，生活在美国的德国移民埃里克·埃里克松就为此发起过一次思想上的改革，试图重新赋予“中年”以尊严感和重要性。

1950年，埃里克松颠覆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传统中对“人的性格在5岁定型”的论定，而是将人的一生区分为8个阶段。当时，他将“中年”定义为45岁到55岁之间，并称，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最有能力改良社会，并为他人提供支持。

由于现代人平均寿命的延长以及生育观念的革新，人们将更长的时间用于成长，也更缓慢地走向死亡。科恩认为，人们可以选择在39岁时结婚，40岁生育，不断地经历成长。科恩自己的经历在社科学术著作的数据分析中只是特例，却经常在浪漫主义诗人们的作品中见到。

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年龄”在丈量成年人的成熟度和发展上并不会占据很高权重。就拿唐纳德·特朗普和比尔·克林顿来说，前者仍然是最具知名度的“地产之王”，活跃于房地产和债券领域，而后者更是退休之后发挥余热的模范。这两个人即是埃里克松学说中所界定的“中年先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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