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就此问题走访了青年学者黄敏，这位前社会学硕士目前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中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访问他，而不去访问一个性社会学家的理由，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第三方立场的角度，提供一个另外的认识视野。

黄敏认为，他首先要说明一点：性与婚姻并不是重合的，性是一种自然行为，而婚姻则是一种习俗的社会甚至是经济的建制。实际上婚姻也不是要完全与性重合，婚姻要利用性的引力资源，来完成它的传统教化和社会整合职能，婚姻只需要性关系中有用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生活中的清教家庭气氛和普遍性乱的共存。所以如果其目的是要为目前世风日下给出一个证据，就要质疑“无性婚姻”这种提法的动机。婚姻本来就可以是无性的。

黄敏还不同意把婚外情与性乱等同，正如他不愿意把婚外情与婚外性关系分离。性不只是下半身的——那只是与本能相联系的快感，性是全面的和审美的。情与性是不可能分开的，所以婚外情也不是性乱。在现实生活中，性需要婚姻，因为性是脆弱的。黄强调，他的意思不是说性关系本质上就不稳定，而是性•感觉是易受干扰的和不易得的。所以性需要保护，需要稳定的性关系。这是性与婚姻相联系的基础。实际上，性与婚姻的分离，受伤害的不仅是婚姻，更多的是性。恶果之一就是性乱。性乱就是不参与责任感不以建立稳定关系为目的性行为，其中的性快乐之少可能只有当事者知道。性快乐始终是稀缺资源，在性乱者的性行为中更是稀缺，所以性乱是一种在贫乏中追求贫乏的恶性循环。性乱是“无性婚姻”的结果。

对婚外情的增多这种社会现象，黄敏认为原因在于婚姻，而不在于性。简单地说就是婚姻关系贬值，因而不能把足够的性资源集中起来。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婚姻关系的传统经济功能正在弱化，再加上社会结构上的变化，人口流动(包括地域上的和社会地位上的)的冲击，以及社会价值观的重构，使得婚姻关系面临失去传统的危险，而连续存在的传统正是一种习俗建制所必需的。他认为一种真正的社会学的解释应当关注婚姻传统的基本性质，以及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和走向，而不应当停留在个案和统计的层面。两地分居，生活条件差，以及社会活动繁忙，生活压力大，这些可能是非常具体而直接的原因，但如果婚姻传统的约束力足够强的话，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是会有主动的余地的，如果光注意外在的具体原因，我们看到的经常只是选择已经做出的结果，和当事人的一些托词，只有进一步去寻找选择的主观理由，才能给出一个真正的解释。

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员，黄认为，在“无性婚姻”这种现象中，首先应当关注更多的性。过多地强调挽救婚姻关系本身，对于性没有任何作用。相反，对稳定的性关系的需求，构成了婚姻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存续的基本理由。如果对性快乐(不是性知识，而是直接的自发的感受)缺乏认识乃至忽视，则“无性婚姻”将是婚姻的宿命。对此，严刑苛法也于事无补，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就是证据。在经过了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以后，在美国又开始了一场回到家庭的运动。这告诉我们，对性的成熟的理解是要与婚姻相联系的。这也使我不禁猜测，“无性婚姻”的扩大，也许是某种误导的性观念在起作用，它使我们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欲望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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