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阿诚(化名)男，42岁，公司职员，汕头人，已婚

阿诚的声音十分醇厚，透出一种他这个年龄的男人特有的淡定。然而，见面时，阿诚还是表现出些许的窘迫，他点烟时略微颤抖的双手、欲言又止的表情，无一不泄露了他内心的惶惑。在深深地吸进一口烟之后，他朝对面的我说：“你不要老用一种职业的眼光打量我好吗？其实我并不希望你将我所说的见诸报端，我只是想找一个人倾诉而己。”

阿诚在一片虚空中收回他游移不定的目光之后，又猛吸了两口烟，然后对我说，看了那么多的“晓颦专访”之后，他的感觉就是我不大喜欢采访男性，因为他们在“专访”中所占的比例很小，“难道男人就不需要倾诉吗？”他这样问我。接着他又自问自答：“其实，男人有时候也许比女人更脆弱，只是，他必须时刻装出一副坚强的样子来，不然为什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呢？我想这也许是你的‘专访’中男性受访人少的原因之一。

是的，就我个人来说，我也是不太愿意找人去说的，毕竟，一个男人如果见人就喋喋不休倒苦水的话就太不像个男人了，你说是吗？”阿诚的表情已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下来，少了开始的那种窘迫不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淡的无奈，就如从他口中喷出的烟雾，弥漫周遭挥之不去。

比起同龄人来，我的生活道路应该算是比较平坦的。我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兄妹四人中排行老大。我父亲解放初随大军南下，后与土生土长的我母亲结婚，便在汕头“安营扎寨”了，他转业时位至处级。在计划经济年代，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算是有“特权”的了，能拥有许多普通家庭望尘莫及的东西，因此，我在同龄人中也多了一份优越感。高中毕业时，因为是独子，我又不用像多数同学那样“上山下乡”，而是进了在当时令人艳羡的国营大企业，当了一名吃“国家饭”的工人，那一年我19岁。

年轻时，我自身各方面的条件还算不错吧，早在上中学时，就有不少异性同学喜欢跟我在一起，待参加工作之后，周围的异性就更多了，她们中，当然不乏个别是冲着我的家庭背景而来的，但大多数是真诚希望同我交朋友的，我当然也以诚相待。我这个人还蛮有异性缘的，女孩子们跟我相处彼此感觉都挺愉快的，能看出她们中有几个对我有那种特别的意思，不过，那时候年龄尚小，涉世未深，谈婚论嫁的事我是根本没去考虑的。也许是身为长子，父母对我的期望也相对较高的缘故吧，他们对我同异性交往的事特别敏感，尤其是我母亲，那时候只要有女生上门找我，她就会像警•察查户口一样把人家问个一清二楚，并一直“陪同”接待，弄得我们什么话也谈不成，彼此都很尴尬。她不时地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敲警钟”，唯恐我“遇人不淑”，贻误前程，令我不胜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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