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一座因矿而兴、又因矿衰的小城，协和医院的院长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褪色的地图：一圈圈等高线像婚姻的年轮，把整座医院牢牢套在时间的环中。老院长姓曲，年轻时在北京协和就读，三十七岁被“空投”到这里任职，一干就是三十年。人们说他得了“职业病”——对数据敏感，对人情木讷；可只有他知道，真正致病的并非手术室的无影灯，而是那段无性婚姻留下的长夜。

曲院长的妻子曾是同一所医学院的校花，毕业后随他来到西部。最初的十年，两人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黄土与病人：白天在尘土飞扬的矿区义诊，夜里在草丛里摘草药做实验。性，在那种匮乏里，被压缩成日历上一个个近乎空白的格。再后来，妻子调回东部，婚姻便像被抽掉地基的楼，外表完好，内里却日日掉灰。曲院长没离婚，他把所有细节写进工作日志，仿佛只要把详情记录到实处，就能把空洞填补。

小城医学界有个不成文的圈：谁若能在协和系统“镀金”又肯回到西部，便自动获得“圣徒”资格。曲院长是圈里标杆，可标杆的背面刻着无人敢问的隐痛。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年轻医生当众提问：“院长，您怎么看待无性婚姻对医生职业寿命的影响？”会场瞬间安静，像被摘掉了声带。曲院长没有回避，他讲了一个病例：一位女麻•醉师因长期压抑出现应激性胃溃疡，术中心脏骤停，几乎致死。他说：“我们总用职业光环去掩盖私人生活的溃烂，这本身就是另一种病。”

会后，他把提问者留下，递过去一本发黄的笔记本。“我统计过，本院近十年离职的十二位骨干里，有七位承认婚姻无‘性’，比例远高于北京、上海。西部的荒凉不只在地表，也在人心。”笔记本的扉页写着一句话：当婚姻只剩下责任，性便从动词变成名词，继而变成墓碑。年轻医生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一张手绘的环状图：外圈是职业成就，内圈逐年缩小，最终缩成一个黑点。那是曲院长用二十年数据做出的模型，他给它起名“致郁环”。

故事传开后，有人嘲讽“院长研究婚姻像研究肿瘤”，也有人悄悄在草丛里烧掉自己的无性婚戒。曲院长没再公开谈论此事，却在医院新设“心理舒缓门诊”，第一位来访者是他自己。每周三下午，他坐在诊疗室里，对着另一位心理医生讲妻子、讲草丛、讲那些被日历吞噬的夜晚。疗程第五周，他终于说出那句迟到二十年的话：“我摘掉了她的翅膀，却怪她不会飞。”

年底，曲院长卸任，拒绝返聘。他把办公室那幅地图揭下，卷成筒，塞进背包，独自坐上东去的绿皮火车。车过秦岭隧道时，黑暗像一段无性婚姻的隐喻，冗长而无声。可等灯光再次亮起，他忽然想起妻子当年在草丛里说的话：“如果婚姻只剩义务，那就让义务开出花来。”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并非失败者，只是花了太久才学会在荒凉处播种。

火车抵达北京西站那天，协和母校正在办百年院庆。曲院长没去会场，而是拐进东门旁的小花园。冬日草丛枯黄，他蹲下身，像在寻找什么。最终，他捡起一枚干枯的槭果，轻轻一掰，两粒种子落在掌心，像两颗终于对齐的心。他把种子装进口袋，转身走向出站口，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像一条离开西部、也离开无性婚姻的漫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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