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教授授权刊载

在制定和通过2001年《婚姻法》的过程中，参与者们的心底深处，大约一直有一个幽灵在徘徊：中国的各种非婚性关系已经严重到非惩治不可了。可是，他们是否想过：空有婚姻之名，却无性•生•活之实的人又有多少呢？这些人难道就不应该受到《婚姻法》的关注、调节与帮助吗？或者说，这些立法者为什么一定要把《婚姻法》搞成"杀手"，而不是"医生"？

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项目，我带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召集的36名研究者，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全国城乡60个地方的3824位20岁到64岁的男女做出了有效的回答，抽样代表性达到95％以上。

诚然，性大概是最难调查的了，就连我们课题组中的一些同仁，一开始也不相信能够成功。那么我们的"法宝"是什么呢？说来，除了社会学的许许多多标准的调查方法之外，最主要的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没有到别人的家里去调查，因为谁也不会傻到在自己家里，甚至当着家里人的面，谈论自己的性•生•活，更不可能说出任何一种非婚性行为。我们是通过预约，主要在下班后和双休日，把人家请到我们所住的宾馆房间里，管起门来，同性别地、一对一地进行调查。

这样一来，时空转换了，外界隔绝了，气氛融洽了，心静自然少忧烦，真实情况也就最可能出来了。这是因为，中国人由于害怕"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以只能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情况下接受调查。

第二个"法宝"是：我们使用了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也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一个接一个地显示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被调查者通过按键来回答，就象上网浏览各个网站那样。一开始的不敏感的问题，都由调查员一边问一边操作电脑一边教被调查者使用。等到关于"性"的问题开始出现时，就由被调查者自己独自操作与回答了。这时，调查员坐到对面较远的地方，由于笔记本电脑的屏幕（"盖子"）的遮挡，不可能看到被调查者的任何回答。

不识字怎么办？我们有耳机，可以从电脑里听到宣读提问的声音。不懂普通话怎么办？我们有4种方言的声音。无论如何也不懂怎么办？那就只好由调查员来一点一点解释和询问了，最长的问了接近3个小时。不过，这种情况我们只遇到千分之4。

"电脑问卷调查法"是目前国际上调查敏感问题时的最•佳方法。1998年，在美国《全国男性青少年调查》中，把这种方法与"自填问卷法"进行对照，发现各种敏感行为（包括性行为、吸毒和暴力行为）的报告率都比后者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在面对电脑回答敏感问题的时候，人们最容易说实话。

基本情况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全中国的、20－64岁的、已婚或者已经同居的、被调查时仍然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女女里面，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超过了四分之一（28.7％）。在最近一年里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人则占6.2％。

当然，由于身心疲劳的长期积累，年纪越大的人们性•生•活的频率也就越低。因此，我们这里只谈51岁（不含）以下人口的情况。

我们的调查却令人惊讶地发现：如果给每个人的性•生•活频率打分，以100分为性•生•活最多，1分为性•生•活最少，那么，生活在大城市（直辖市与省会）里的人们，性•生•活是最少的，与农村人口相差无几；而县城和县级市里的人们，性•生•活却是最多的，而且比大城市的人们高出将近10分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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