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是大学同学。省城哈尔滨，是我们恋情开始的地方。

　　我们确定恋爱关系，是在大二那年。她比我小4岁，是个温顺中暗藏倔强的漂亮女孩，心地善良，心直口快。她的笑容，充盈着我的整个大学时代。

　　2006年，我们毕业了。她家在大庆，我家在伊春。离开学校后我们各自回家，但都没有落实工作。我决定去新疆做生意，等站稳脚跟，再接她过去。10月，她参加招工，有了一份待遇还算不错的工作。当时我的生意刚刚有了起色，但为了这份感情，我毫不犹豫地处理了所有货物，在12月来大庆找她。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父母。对于他们所持的反对意见，我并不感到意外。“我们在一起很合适，这样的感情很难得。”我不卑不亢地为我们的爱情辩护。我走后，她孤军奋战，有机会就做父母的思想工作。2007年春节过后，她的父母终于松口了：“我们不图别的，只图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她把这话转述给了我。我当即决定去H市投奔亲友，以他们的能力，不但能帮我落实工作，还能帮我调到大庆。

　　2007年5月，我正式进入H市某公司，从此每时每刻都在为调到大庆而拼命。10月，我在工作上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心里因而有了底气，于是再次来大庆找她。

　这一次，她的父母比较具体地表达了他们对我的看法。

　　第一，我家在外地，不符合他们择婿的大前提；第二，我长相一般，配不上他们的漂亮女儿；第三，我的工作能不能调到大庆，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在她的请求下，他们勉强答应给我1年时间，让我把工作从H市调到大庆。

　　然而，就在这一年间，公司发生了很多事，领导频换，所有调动手续都停办。这或许是我人生中过得最快的一年，我第一次知道，有些事即使给你365天时间，也依然不够用，期限已到眼前。

　　2008年10月结束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如期调到大庆，她的父母给我们的爱情判了死刑。从电话中我听得出，她压力很大，也很焦急。而我压力更大，甚至很没出息地萌生过放弃的念头。11月，我又来大庆找她，望着她的眼睛，我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和她分开。

　　她的决心也很大，从此与父母进入冷战状态，在家里整天不说话。父母也很少理她，只要开口，就是无休无止的责骂。他们甚至咬牙切齿地说，宁可让她去做二房，也不能让她嫁给我。

　　她把家中的险情和父母的狠话毫无保留地透露给我，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屈辱，从此与她的父母产生了隔膜。恰在此时，我有机会调到H市的一家事业单位。想到她父母对我的态度，我挣扎着，犹豫着，最后决定一切以维系这份感情为重，那个单位再好我也不去，我还得全力以赴往大庆调。

　　在电话里，我跟她谈到了这件事情，用轻描淡写的语气。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我没有放在眼里，她因而更不在意。

　　在她的坚持下，她的父母同意将期限延长到2008年年底。然而，到了年底，由于一些带有宿命意味的阴差阳错，我的工作又没调成。

　　我和她，顿时有了一种“大限将至”的感觉，都沉不住气了。尽管我一再保证年后肯定能调过来，但她父母不置可否的态度，几乎让我信心全无。“过年的时候，你再来一趟吧，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谈谈。”她说。

　　记不清是初几了，我买了几瓶好酒，来到她家。

　我自认可以承受千年相思，但在她父母毫不掩饰的鄙视之下，我猛然发现，自己的承受能力其实是有限的。心底涌起的巨大委屈和酸楚，让我几欲流泪。

　　我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有始终支持我的父母，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有稳定可观的收入，还有永不服输的劲头。在H市，长辈和同事多次给我介绍女朋友，大家一致认为谁嫁给我谁就享福。可在她父母的眼里，我几乎没有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起码价值。

　　我强调，以我的能力，以后会发展得很好，会给他们的女儿带来幸福。她母亲却说，既然你能力那么强，在H市又发展得那么好，不如留在那里吧。接着，她母亲说了很多很多话，来强调我和她女儿之间的“不可能性”。她母亲是个要强且强势的人，一旦开口，必定要说个够，任何人不许插嘴。好不容易等她说完，我刚要谈谈自己的打算，她却转身去了厨房。

　　看到母亲进了厨房，她也跟了进去。几分钟后，她哭着出来了，对我说：“我送你走吧。”这时她母亲说，让他自己走，不许送。

　　我下楼时，刚好碰到她父亲回家。我说，叔，你回来了。她父亲说，嗯，回来了。我想跟他回去，再和他好好谈谈。然而，跟到一半的时候，我又下来了，因为她父亲再没理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

　　寒风中我闭上眼睛，颤栗着审视自己的内心，希望在那里多找到一点自尊……

　　这时，她的电话打来了，让我先别上车，她要下来送我。她母亲不是不让她送我吗？我立刻猜到：送我是幌子，把酒还给我才是真的。我立刻阻止她：“要是想把酒还给我，就别下来了。”她连说不是，并嘱咐我一定要等她下来。

　　当看到她拎着酒从楼里跑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心碎了，眼泪夺眶而出。我摔碎了那几瓶酒，一瞬间听到了自己胸膛崩裂的声音。

　　从来不会掩饰的她，哭着跑回家，照例一五一十地向父母描述了我摔酒的情形。这样一来，我在她父母心目中的形象更不堪了。我们之间，似乎真的不可能了。

　　2009年4月，即将批准调动的消息，让我和她重拾信心。我们商定，5月我再去大庆一趟，就摔酒一事向她的父母当面赔罪。

　　5月末，我突然接到她母亲的电话，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说，我们还是想在一起。她说，那绝对不可能。我求她给我5分钟，让我向她阐明这是一份多么难能可贵的感情。但她无情地挂断了。我忍无可忍，又打了回去。

　　我说：“阿姨，我和她之间，除了一纸婚书，其他的都有了，成全我们吧！”我这边话音刚落地，电话那头就传来两记响亮的耳光，接着是她凄惨的哭声。电话就此挂断。

　　事情闹大了。我承认这话里多少有点要挟的意味，也知道这话不说最好，但我已经被逼到绝境，别无他法。

　　我理解她母亲的愤怒。事已至此，当务之急是恢复平静。

　　几天后，她的父母表态了：“既然你们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认了。再给你一个月时间，办理工作的事。”因为当时我手头有许多工作要交接，又苦苦“申请”了半个月。这样，我就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应该够了。

　　调动工作的进程很顺利。因为涉及到交接，我比以往更忙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也相对少了。不过，我很享受这欢聚之前的孤独，当苦难即将到头的时候，相爱的人之间，应该保持这种略带浪漫和伤感的默契。

　　我正快乐地忙活着，突然有一天，她打电话告诉我，单位领导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孩，他们彼此都有好感。我劝她别犯傻，除此之外没再做什么，也没再想什么——我实在太忙了。况且，我不相信如此痴情、执著的我，敌不过一个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陌生人。

　　7月上旬，调动工作的事只剩最后一道手续了。我为能够如期办完这件事而欣喜若狂，打电话告诉她：“我就要去大庆了，我就要来到你身边了！”

　　她却支支吾吾地告诉我，她要和那个男孩在一起。

　　她的一句话，有如平地惊雷，几乎粉碎了我的世界。

　　原本大力支持我调往大庆的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都认为这工作调得不值——本来在H市发展得很好，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去陌生的大庆追随一个负心人？

　　危急关头，我想到了她的父母。尽管他们并不看好我，但我相信，以他们的人生阅历，也不会信任一个刚刚出现在女儿面前的人。

　　果然，他的父母站在了我这边，提醒女儿要为我们的感情和自己一生的幸福负责：“我们极力阻止，他都没有放弃，说明他对你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和他在一起，一定会幸福。”

　　在这种作用力下，她感情的天平开始向我这边倾斜，并坦白告诉我，那个男孩曾经给她买过很贵重的礼物。我问她值多少钱，并把钱汇给她，让她也买些东西还了这份人情。

　　我从未就此事责怪过她，把一切归咎于自己对她的疏忽。在调走之前，我特地请她到H市来玩几天，希望能找回从前的感觉。

　　那几天，我们快乐如大学时代。虽然从毕业开始就两地相隔，但我觉得她的心依然属于我。于是，我回伊春告诉父母，这次我真的要去大庆了。父母说，他们尊重我的选择，全力支持我在大庆买房子娶媳妇。

　　就这样，我放心地办完了调动手续，来到因她而魂牵梦萦的大庆。安排好住处之前，我本打算投靠朋友。但因朋友临时出差，只得暂且在她家栖身。

　　虽然她的父母已经认可了我的人品，但是依然无法放弃制定多年的择婿标准，对我的挑剔，从未停止过。

　　除了对我的长相不满意，他们又对我走路的姿势质疑——有点“八字脚”。

　　天太热，我想穿得宽松些，出于谨慎，特地问她可不可以，她说没问题。可当我换上短裤时，还是引起了她母亲的不满：“这可是在我们家，天再热，也得穿长裤坚持一下！”

　　我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其实，在这之前我早就醒了，听到她父母在卫生间和厨房之间出出进进，我怕起来会影响他们，所以硬撑到6点半。她母亲因此嫌我起床太晚，说我是个懒惰的人。

　　我夹菜的方式也出了“问题”。她母亲嫌我没在盘子的最边上夹菜，筷子的“落点”有点靠里。

　　我到大庆的第三天，就是她的生日。为了缓解紧张的神经，我决定带她出去吃晚饭。得知我们要在外面吃饭，她父亲在电话里说：“装什么装？自己兜里有多少钱不知道吗？买点熟食回家吃得了！”

　　我又一次选择了忍气吞声，马上带她回家。因为下大雨，不好打车，我全身都淋湿了。到家后，我在客厅里顺手脱下上衣，找出一件干爽的换上。这个小细节，没有逃过她母亲挑剔的目光，她十分反感我“在别人家客厅里公然换衣服”。

　　吃饭的时候，我刚端起饭碗，发现她父亲还在喝酒，于是就放下了，心想还是应该等她父亲喝完酒一起吃。尽管我手中的碗只离开桌子一点点，但还是被她母亲发现了，她因此说我眼中没有长辈，心里没有规矩。

　　她母亲一个冷漠的眼神，就能把我贬到尘埃里。除了痴情和执著，我在她父母眼里简直一无是处。我决定离开她家，另寻住处。就在这时，她也奉父母之命，以“不方便”为由，委婉地下了逐客令。

　　周一，我去单位报到了。

　　在我努力适应新环境和新工作的艰难时刻，她告诉我，她还是想和那个男孩在一起。那一刻，我成了这个城市里最孤独的人。

　　“为什么非要等我调到大庆之后才实话实说？”我厉声质问，却发现声音越大，自己越无助。

　　我给了她一个耳光，丝毫没有手软。

　　我已无法调回H市，只能留在大庆继续坚持。倘若能在这里遇到真爱，我愿从适应绝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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