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性无能丈夫迷上药丸

齐娅相貌平常，自然卷曲的头发束起一部分，另一部分披散在肩上，弱化了脸部的棱角；她说话的声音很柔和，也很爱笑，几乎每说几句话就要笑，透着不好意思，也透出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味道。

现在的齐娅很幸福，第二任丈夫对她疼爱有加，处处为她着想，在她下岗后再就业的过程中，也给予了全方位的理解和支持。更重要的是，他给了齐娅一个女人本应享有的幸福。

少女的时候，齐娅喜欢过一个男生，但是在那个父母习惯干涉儿女婚姻的年代，她的初恋还没来得及开花，就夭折了。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但是家教比较严。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很正统的，尤其女孩子，要稳重、本分、贤淑，还要“规矩”。我从小就听话，从来不给大人惹麻烦，再说，我妈在家里比较厉害，她说的话我也不敢反驳。

十几岁的时候，我偷偷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叫小军。从小学到初中我们俩都在一个班，不知道这样算不算青梅竹马？我们经常在一起出板报、安排学习小组的活动。他学习好、画画好、唱歌好，各方面都好，要求上进，人也正直。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特别开心，学习也有劲头。但是，这种心思只能是偷偷的，要小心掩饰，因为在那个年代，“早恋”可是件丢人的事，被老师和家长发现了可不得了。

上高中的时候，我和小军考进了同一所学校，但我在快班他在慢班。一想到以后不能每天见到他了我就受不了，竟然找到老师，主动要求上慢班，就这样，我们又在一个班了。那年我们都16岁。

将近10年的同班同学了，小军也感觉到了我对他的好感，经常向我借书、借作业本，找借口和我在一起，放了学也故意等着我，在我身后两三米远的地方跟着，我们装作彼此不认识，但听着他的脚步声，我就忍不住在心里笑。

在这种隐秘的快乐中，我们高中毕业了。小军直接顶替他爸爸上了班，我则成了一家大型企业的代培生。有一天，一个女同学把我们俩都约到她家，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我和小军才正式交往起来。所谓“交往”，就是各自找个借口从家里溜出来，在高中学校的操场边上，隔着一棵树背对背坐着，东一句西一句地说话，那时候谈恋爱都不敢公开，连碰碰手指头都不敢。何况，我们还不知道家里人的态度。

当我妈知道我和小军处朋友的时候，正如我担心的那样，她坚决反对，没有理由，就是不同意，还发动哥哥、嫂子一起对我“轮番轰炸”。我不得已和小军断了往来。我们总共只交往了一个月零五天，初恋就结束了。

初恋的滋味大多是青涩的，成功的也只是少数，但它对每个人造成的影响却有很大差异。齐娅初恋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她盲目的婚姻。

和小军断了以后，我妈妈和哥哥、嫂子就开始给我大张旗鼓地找对象，我一个也不见。正好我代培的那家企业在大港区新建了厂区，我强烈申请去那里工作，赌气离开了家。一起去的有十几个人，都20岁上下，分别住在男女单身宿舍里。新厂区建在很偏僻的地方，女工们上下班的路上很不安全，没过多久，同来的女孩子们就都找了男朋友，一对一地进行保护，就剩下我一个人落单。我那时还没有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心里每天想着小军，情绪很不好，压根没有找男朋友的心情。这时候，国良出现了。

国良大我一岁，比我早一年进厂，是我们组的小组长，虽然胸无大志、不爱学习，但憨厚、脾气好。他看我平时总一个人走，就经常主动接送我上下班。那时我妈妈三天两头叫我回家相亲，我心里生气但又没有办法。当国良提出想和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在我看来，只要他不是我妈介绍给我的就行，这大概是我那时候唯一能做的消极抵抗。

和国良在一起，我没有一点快乐的感觉，但我们还是很快就谈婚论嫁了。婚后一年女儿就出生了，生活平淡得让人留不下任何记忆。

我是个好强的人，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国良却庸庸碌碌，不求上进，下了班就找人打牌，没事干时，宁可闲着也不肯看看书。我和他没有一点共同语言，有时候和他说点正经事，他一张口，就是南辕北辙，反而让我心烦，索性什么事都不跟他说了。

除了性格上的差异，我和他在那件事上也毫无快乐可言。国良在那方面的需要很少，每次和我同房的时间也特别短，我还没有进入状况，他已经做完了。有一次我悄悄看表，发现我们做爱的过程最长仅持续4分钟，有时甚至1分钟就结束了。那时我对这方面的知识少得可怜，我以为正常的夫妻生活就是这样的。只是我自己从中感受不到任何快乐。

时间长了，我也特想找个人说说自己的烦恼，可是这种事又怎么张得开嘴呢。最后，我还是遮遮掩掩地对单位里的一位老大姐说了。老大姐神情严肃地对我说：“齐娅，你得带他去看医生，他这是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可是国良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病，他对我吼叫：“谁说我有病？我没病！”国良死要面子，就是不肯去看大夫，最后还是老大姐出主意，骗他去

医院看腹胀的毛病，才把他领进了一个老中医的诊所。

国良终于接受了事实，开始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夫妻生活果然有了改善，齐娅满心欢喜，她怎么也想不到，治疗刚刚有了起色的国良，竟然添了新的毛病。

人家老中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