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英两国在谈判怎样收回香港，英国政府很谨慎。不是因为英国政府不想还香港，而是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她（他）们怕因为制度的冲突，导致香港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英国政府很犹豫。直到邓小平天才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案，才使英国政府下定了决心。后来,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实现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和日后持续的良性发展。

　　但那阵，刚上中学的我很纳闷：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在我眼里是吃人的制度，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香港，救我们的同胞于水火之中呢？！

　　但是，香港的同胞和我想法不一致。在她（他）们看来，贸然换了社会主义，那就有可能引发经济崩溃的危机。这可能会令她（他）们失业，没钱养家，生活困难。还会因此增加暴力犯罪，致使社会动荡……

　　后来我也渐渐明白，社会制度不是一场竞赛，没必要分出个强弱高低，只有适合国情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好的。

　　类似这种情况的还有我们的婚姻制度。我的父母很想不通，两性结合的婚姻是最好的制度，为什么我一定要去争取同性婚姻的立法呢？我很理解父母的想法，因为对于两性婚姻制度的优点，她（他）们是有切身体会的。但是她（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两性结合的婚姻制度只适合她（他）们这些异性恋者，对我们同性恋者并不适合。我们也应该有属于我们的婚姻制度——同性婚姻。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同性婚姻（法）并不与我们现行的婚姻法（只承认两性结合的婚姻）相抵触。同性婚姻（法）只是为少数人群——同性恋人群准备的生活套餐，它并不要求所有的中国人和同性结合，它只是同性恋人群自愿结婚的一个权利，并不是要谁遵循的义务。它对大部分只愿意与异性结合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影响。我希望，在这个法律是否通过的问题上，政府能够听一听我们（同性恋人群）的愿望。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当事人。

　　其次，这个法律对于同性恋人群确实意义非凡。曾经，在对于同性恋人群“罪错化”、“病理化”的错误认识影响下，同性恋成了社会的“诟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同性恋者和广大的异性恋的中国公民一样，为我们的国家建设发展，积极地做着自己的贡献。我们也有工人农民，我们也有教授学者，我们也有守卫边疆的将士……各行各业，有聪明智慧的，也有愚笨顽劣的。我们就是和你们这些异性恋者一样平凡，拥有自己梦想、生活、渴望的人。我们不愿继续被社会边缘化，我们想得到家人的理解、支持，还有祝福！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请给我们自由选择属于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

　　再次，从发展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讲，同性婚姻立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抛开同性恋的权益和感受不说，仅仅看它对我们社会的其她（他）成员的意义。

　　第一，可以避免与同性恋者结婚的异性的不幸。我看过许多这样哀惋的文字，那些处在这种形式婚姻中痛苦的身影，被所有的人忽视着。不相信的人可以去看《断臂山》，看看杰克的妻子为此忍受着什么样的折磨。也许杰克的妻子还是幸运的，至少杰克可以和她正常地进行性生活。我知道很多例子，结婚多年，同性恋者的妻子依然还是处女。这些女人，在婚姻中不过是替丈夫洗衣做饭，做了丈夫装点门户的幌子罢了！她们的幸福却无人理会。

　　第二，有了婚姻的束缚，可以改善同志（同性恋者的俗称）圈子里频繁更换性伴侣的现状，减少爱滋病、性病的传播。频繁更换伴侣，这是令很多人瞧不起同性恋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种现状的存在，确实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一方面，同性恋者怕自己的同志身份暴露，一夜情可以减少相互的了解，减少危险。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社会、家人方面的压力，同性情侣的关系短暂易碎。同性婚姻可以给那些愿意长相厮守的同性情侣们，一个抵抗外界压力的保护伞。减少性伴侣，这有助于减少爱滋病、性病的传播。

      正如政府在收回香港时，要考虑到香港社会制度与大陆不同的特殊性一样，在面对不同于大多数人的同性恋人群，我们也应该有不一样的做法。是否通过同性婚姻立法，我认为，主要应视同性恋这个人群的需要，和与这个群体相关的人的利益而定。并不能因为有些人的喜好不同，有些人的不理解，就视这些当事人的权益于不顾。毕竟，每个人的事还是要她（他）自己决定。因为这才称得上民主，这才算得上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