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每当看到目前同志朋友或者同志社群志愿者的聚会活动，就会想到在1989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见到的难忘一幕，地点是在天津广场桥的桥头，有不到十个年轻人，扯着一面写有”同性恋声援团”的横幅，满脸肃穆的默默站在那里。似乎，人们已经被激荡的政治热浪冲击得顾不上去注意这个实在是太渺小的群体了，没有人理会他们的存在，更没有人理会他们在声援什么，或者需要声援他们什么，他们在被周围的那派狂热不屑一顾的冷落中，只是默默的，寂落的表达着自己不甘寂寞的存在。后来，听北京的朋友也讲到，当时在北京也出现过相同的情景。
我不想对此加以什么什么意义的评价。而且，他们当时也不会是想提出什么政治主张，他们只是在当时似乎人人都不甘被忽略的社会热浪包裹中，不惜忍受那难耐的冷落，想给自己的存在表明着一个存在着的证明。
但是，我想，他们极有可能会为自己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付出高昂的个人利益的代价。这些年，我总想能见到他们中的某个人，问问他们那次以后的日子过得可好。但是，始终没能如愿以偿。
他们，应该是中国社会历史以来勇敢的站出来向社会证明同志人群的存在，并且向社会声明着自己生命存在价值的前驱。
如果能够把社会目前对待同志的事情开始有所宽松，却有个别人要在同志人群中无聊的争什么‘领导’，争什么‘级别’一类的庸俗功利之心扔到垃圾堆去，大家愿意检索和了解一些中国同志人群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平等社会权益，同时在反对艾滋病，维护自己的健康权，维护自己的社会活动参与权等方面曾经付出了怎样艰苦卓绝的努力，我想，这才是应该被我们珍惜的一笔不该被冷落被湮没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才会使我们投入同志的事情更有自主、自强、自立、自由发展的精神力量。
我在最近两年一直不避嫌疑的讲这些。所谓“嫌疑”，就是我讲这些很容易被别人怀疑我是把自己扮演成这样的“前驱”。我参与同志工作的事情，其实是一个迟到的人。我在1994年底和万延海取得联系，1995年才结识了北京的一些堪称启动中国同志工作前驱者的朋友。而从1996年我用‘童戈’这个笔名写了《追逐斜阳》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只是参与着他们的讨论，在香港出版了那本小说集《好男罗格》，没有做过什么实事。只是，我随着自己的自我解放，我坚持不断的开放自己，自1996年以来，我不断坚持着力所能及的把我的一些思考写成文章，坚持着做一些或者可以称做理论论证的事情，坚持着寻找参与和社会各方面有影响力的人士进行交流看法的机遇，目前才使我形成了自己的一定影响力。我总想对大家，包括对社会多讲些同志人群中属于‘过去时’的事情，是我实在不希望同志人群的这笔宝贵精神财富被某些功利主义的表现轻易的湮没，我希望弘扬那些为了同志人群的利益付出了个人利益牺牲的前驱者宝贵的精神和人格力量。
而且，我始终坚定的认为，宽松不等于解放。同志人群远没有达到被社会平等相待的程度，目前以艾滋病预防为目标对同志的事情开放的一点点宽松，不但不是同志人群需要解决的生存和生活问题的全部，还有可能会因为预防艾滋病使得传统的社会歧视观念和思想会和艾滋病的预防技术嫁接，形成一种侵害同志人群平等人权的新的话语霸权。而且，还会迎合一些同志人士头脑里根深蒂固存在的传统观念，制造出“以GAG制GAG”的歧视舆论。我们不能坚持和发展那些同志工作前驱者的宝贵精神方向，同志人群的利益就会被瓜分，被出卖，前驱者付出的牺牲和努力就会被糟蹋，我从内心不愿意也不能够忍受形成这种悲哀。
这是我近期怀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故意，努力去回顾“过去”的初衷。而且，我认为，中国社会和政府在同志问题上的认识也在进步，向社会和同志人群说明我们过去曾经进行过的努力，这和中国社会要建构和谐社会没有冲突。我们说明这个过程，也是说服政府和国际机构对中国同志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工作，要坚持尊重平等，尊重人权的政策方向，不要以“艾滋病”为由对同志人群的多方面人权需求加以压制，形成新的歧视。这是我们有平等表达的话语。这样的话语不应该因为湮没无闻，而变得可有可无。缺乏这样的话语表达，中国的同志人群总是被别人用一元化的观念阐释、教育、批判、改造的被歧视地位就不会得到改善。而且，中国同志人群预防艾滋病的热情、我们已经积累一定程度的预防艾滋病的实践经验，以及我们已经初步形成的可以工作的团队，缺乏我们平等的话语表达，就总是少数人掌控的一块“题材蛋糕”。我们表达这样的话语，不是要孤立我们自己。因为，同志人群并并没有要去和社会冲突的故意，把同志人群的声音和意愿归还给同志的自主阐释，是更充分的表达同志大众的主流话语，是消除同志人群主流话语和社会交流被太多的误解和误导形成的屏蔽。
这是我总在强调同志工作“过去时”的初衷。因为，这不止是一个过程，而是其中凝聚着用极大的牺牲和智慧形成的经验和教训，凝聚着同志人群被压抑的主流意愿。
尽管我和早期启动了同志工作的几位朋友很熟悉，然而，虽然他们把为同志人群争取平等的事情坚持不懈的做到了今天，不惜青丝变白发，却毫无功利之心，始终保持着不能再低的低调，还把自己开始做事情的确切时间淡忘了。
我今年参与一个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调查项目时，终于查到，他们于1991年7月曾经公开面对国外媒体，大声呼吁中国社会和政府、国际社会要关注中国同志的平等权益，关注艾滋病对同志人群的危害。在采访中，他们介绍是自“前年”秋天开始，他们到北京一些同志们聚集的场所张贴自己印制的宣传预防艾滋病的小传单，发放从他们的外国朋友那里求援来的安全套（当时，国内根本就没有把安全套做为商品出售）。他们中，有人因此遭到殴打，被公安抓捕，戴过手铐，也有人因此丢掉了很优越的公职。
他们现在可以淡忘了自己伟大的作为，我们却不应该忘却这个不平凡的时间，1991年的前年——1989 年的秋天，他们就迈出了中国同志以人权意识的觉醒自觉抵制社会歧视，自觉抵制艾滋病危害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中国同志所做的事情，从来就不想和社会发生冲突，从来就努力争取着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从来就积极的支持着相关专家，甚至是官方为社会进步进行的努力，并且由衷的感谢他们。因此，1990年代早期以来万延海医生冒着极大的社会风险所艰难开辟的工作；1997年以来张北川教授不辞劳苦，顶着被“边缘化”的压力所开辟的工作，2000年以来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各地各级专业机构、专业人事所开展的工作，都得到了大批同志志愿者不懈时日，不计私利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并且得到了更广泛的同志人群的呼应和尊敬。
这些，基本是大家已知的。谈到同志人士和专家的互相支持，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该被时间湮没。1994年12月，由著名的人类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自然辩证法协会主办的“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当时到会的40余位多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起草了向政府以及学术界提交的学术文件《对同性恋问题的建议和共识》。这是中国社会的学术界第一次以团体的认识发出了呼吁消除对同志的社会歧视，在同性恋问题上弘扬人权思想的学界呼声。
当时，参加这样的活动，极有风险。但是，我们的数位男女同志不怕风险，勇敢的出席了会议，并积极勇敢的在会议上参与了和专家们的论证，并且，毫无畏惧的和有的专家坚持的一些保守的观点进行了辩论。记得，当时会议上有个别人提出，解决同性恋问题，解决同性恋的艾滋病问题，只有加大警力去监管、控制这个办法。会场上因此发生的辩论，一下子达到了白热化的尖锐，与会的一些专家和同志人士据理力争，对这个说法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反驳。我在2005年11月的成都会议；12月的武汉培训，我都见到了当年那个会议的参与者，谈起当年会场上的激烈辩论情景，仍然觉得惊心动魄，仍然感到是极大的鼓舞。
谈到中国同志勇敢的在当时沉重的社会歧视下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应该不谈1996年由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周华山博士在香港出版的《北京同志故事》（不是后来改编成电影《蓝宇》的小说《北京故事》）。那是由北京的十数位同志所写的自己的真实经历和心声。十年过去了，他们当年发出的自己的声音，和到目前还有一些同志人士哀哀怨怨的找人要求救助，要求“矫治”的倾诉截然不同，他们开始发出自己对社会歧视的抗议，发出对世俗暴虐的控诉，也开始发出自己对于生活追求的自主阐释。
不久，又一本由大陆同志写作的，内容更为丰富，地域背景更为广阔，反映同志心态更为深刻，文学表现力更为生动的《我们活着》在香港问世。我个人认为，里面的一些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品位，应该视为中国当代同志文学的开山之作。
1997年，香港华生书局出版了由大陆，港，台“两岸三地”作者创作的小说集《他他她她的故事》，里面收入了大陆作者崔子（崔子恩），童戈，林白，石燕的四篇作品。同年，由崔子恩创作的长篇小说《桃色嘴唇》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当代的同志文学长篇作品。
当然，意义不仅在于此，崔子恩用他对于人的性别，性的深刻思考和体验，用他的郁郁勃发的才气和特立独行的艺术追求，用他犀利的笔触，一扫一般同志写作的卿卿我我，哀哀怨怨的格调，他把对性别歧视的抨击，已经升华到了哲学思考和表现的高度。他自《桃色嘴唇》以后创作的小说，以及后来的电影，只是他的这种思想不断飞跃的一个载体，原有的表现形式已经承载不了他思想的自由恣肆，他的作品，虽然说是他个人的，但是他的小说和电影持续不衰的创作态势，却从文化艺术的角度，表现出中国同志开始以更彻底的自我解放结束着被别人解释和评价的历史，开始以相对的强势表现着自我的主体建构态势，开创着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同志主体评价（并非只是评价同志自己，而是评价芸芸众生的人性和“人观”）的新时段。
1997年，对中国同志人群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桃色嘴唇》出版不久，童戈的《好男罗格》出版。而在这一年，北京的一些最早启动同志工作的朋友们，又自己掏腰包，以当时还算先进并且价格不菲的寻呼机为工具，开通了“99575北京同志热线”。这是一个象征，不仅仅说明同志工作开始从“精英”行动向大众行动拓展，而且，表明了“同志的事情同志自己可以做”的一种独立主体意识的发展。
1998年，在“北京同志热线”开通一年之际，一个值得纪念的全国性的同志聚会活动在北京西山的大觉寺举办。当年的参与者喜欢称之为“大觉寺会议”。
当时，“北京同志热线”开通后，有所联系的同志朋友遍及各地。这次的会议，有来自十几个省市的同志朋友，有的远在广州，新疆等地，还有港台的同志朋友，到会四十余人。因为香港朋友对这次活动的资助有限，大家基本上都是自费参与，有的朋友见大家吃饭的质量太低，还捐钱让大家吃得好一点。
这是次要的。现在搞同志工作的朋友，恐怕很难想象仅仅几年之前，同志搞一个这样的聚会需要承担的社会风险有多么大，参会者极有可能集体陷落。这一点，大家心里很清楚。而会议的组织者更是煞费苦心，大家如何单线联系，如何集中，会议的议题讲什么，什么人主讲，讨论什么，怎么讨论，当然，出了问题怎么办，如何争取能够使大家安全返回，谁来出面承担可能出现的恶劣后果，如果被拘押，大家怎么应对。等等，这样的紧张和勇气，恐怕是现在的朋友们很难想象和体验到的。
而会议的效果，连通过“卧底”得知活动进行情况的公安方面都惊叹不已。
同期，同志网站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开通，各地同志志愿者工作的广泛发动，我们在预防艾滋病工作上和社会各方面广泛的合作，包括和政府方面积极的主动交流和合作。这些，已经是被大家所知道的事情了。
但是，当年一些同志人士所做的大量形同“地下”的事情。例如，呼吁和说服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两会”代表向政府递交《消除社会歧视，开放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提案；通过有关专家并与专家一起和高层警方人士对话；收留被单位驱除的同志感染者，并主动寻找渠道和卫生部的官员联系，呼吁帮助：努力和媒体合作，冒着打破饭碗的风险，不惜稿子被“枪毙”，不惜一遍遍组织调整新的稿件，目的就是要努力发出同志人群自己的声音，……等等等等，现在说起来已经是挂一漏万，说不完整了。
说这些，是为了“评功摆好”吗？当时，没有钱，只有风险，现在，有谁会给他们发奖金，发勋章吗？就是他们自己，至今还愿意保持低调，而且从来没认为这是自己的什么“功劳”，所以，鲜为人知。
我讲这些，是因为我了解，我知道，我想宣扬的，同样不是“评功摆好”，而是愿意弘扬当年的这些朋友们具备的一种自主、坚强，博大，宏伟的表现着牺牲精神和平等追求的具有韧性的无私人格和精神。
中国同志的事情做到了今天，局面令人鼓舞。但是，还是那句话，宽松不等于解放。尤其在艾滋病威胁的严峻考验面前，同志人群能不能不失争取平等社会权益的思想方向，不失我们完善自主的主体建构的思想方向，来争取遏止艾滋病对同志人群的危害，这是逼迫我们必须清醒去思考和选择的一个实际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
我们不能不去思考：
加大对同志人群艾滋病预防的力度，如何规避本来存在的“同性恋艾滋病化”的社会歧视意识趁机猖獗膨胀？
如何规避艾滋病的预防技术不会成为压制同志人群多层面人权权益需求的“技术霸权”？
如何规避同志人群以及同志社区志愿者工作不会成为少数人捞取私利的一块被利用的“题材蛋糕”（我在2002年就提出了这个看法）？
如何规避我们的人群中不会出现用同志人群的群体利益去自觉不自觉的换取自己一己利益的事情？自觉不自觉的做出伤害同志人群利益的事情？
如何规避同志人士做同志的事情，不是站在平等的，民主的立场上来做，而是不能摆脱传统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思想观念束缚，不是来做同志们的“阳光同伴”，而是想做大家的“老大”，“拯救者”？
我们做同志的事情，如何要保持我们的社区主体资格，如何站在这样的角度去争取和社会多方面的平等合作，争取和谐的合作状态？
——这些，不能不去思考，不得不去思考，理由只有一个，宽松不等于解放。
思考这些，我们必须树立起自己的精神追求，这不是什么“异同二元对立”的问题，不是要搞冲突的问题，而是在社会还不能充分尊重多元选择和权益的语境中，在同志人群整体上还被社会歧视压抑着的现实状态下，我们必须考虑的我们的人格价值，权益维护，生存出路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考虑，同志人群的声音能够影响社会，尤其是可以影响领导层的传播通道很少，很狭窄。但是，社会的主流信息传播平台却很喜欢一些自我认同滞后的同志去给大众做“同性恋标本”。如果由同志人士表达的保守认识搭载强势的媒体通道被强化宣传，被强烈的渲染成同志人群的主流意愿。所能带来的，只能是对同志人群的社会歧视压力。
恐怕，会有人认为我缺乏兼容并蓄，接受多元声音的素质，但是，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同志的多元声音仍然被封闭和压抑着，话语权还没有平等分享的社会现实。我不能不为此“杞人忧天”。
但是，中国同志为了争取平等社会权益，为了抵制艾滋病的危害，甚至为了中国社会能够以科学的，尊重人权的认识解决艾滋病问题，已经不甘寂寞的在艰难困苦中探索了十五年，磨难了十五年，坚持了十五年，奋斗了十五年，我们不会再甘于在社会歧视的压力下再无语沉寂了。我们既欣慰着中国社会在同志问题上的认识在发生着极大进步，也欣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在和同志人群很好的合作，在开拓着更多的合作领域。这样的进步和发展态势不会倒退，我们的同志朋友们在自我认同上也不会并且不能甘于停滞，大家都大踏步的在现代人文主义的追求道路上迅跑，中国同志工作前驱者所弘扬的平等精神，人权精神，自我完善精神，必定会在大家的不懈追求中，有所建设，有所发展。
1989年的秋天，中国同志人群的人权意识觉醒的季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