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恩—我和我眼中的自己
一砂一世界,一花一天国,一个普通称谓也许能够折射一部社会发展史。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同志仍需努力”的革命年代,尊贵的“先生”、优雅的“女士”、娇俏的“小姐”、富有的“老板”早将过时的“同志”排挤到了生存夹缝里,直到罗大佑的那首《爱人同志》(1988年)将它再度唤醒。然而,这一传统称谓早在新时代背景下转变了含义。如若不信,请在中文Google搜索栏内输入“同志”二字——你将会看到什么?
是的,只爱同性的“他们”还有“她们”就在那里。这是一个秘密,一个越来越被广为人知的秘密。据学界估测,中国生活着大约4000万名“同志”。迫于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并且已经或者即将走入传统意义的婚姻。
同性恋恐惧症
今年34岁的刘菲(女)来自中国北方某省份,目前已经离异,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说:“我们受长辈、社会、学校教育的影响,总觉得人到了某个年龄就该做某种事情,比如学习、毕业、工作、恋爱,然后结婚、生子,好像这就应该是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也随着潮流一路走过来——尽管我从十四、五岁起就很想要一个姐姐,可以挨得很近,在一张床上,可以亲吻、爱抚,但是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没有想过我的性取向问题。”
像刘菲这样不能或者不敢认清自己的中国“同志”绝非少数。诚然,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认知度和宽容度正在增大。如果说,90年代末,求教同性恋问题的驻华记者还会被打发到精神病医院里去(《中国说明书》,马凯著),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删除便意味着中国终于迈出了同性恋非病理化的一步。然而,同性恋群体依然挣扎在社会的边缘。
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她的博客中写道:“在中国,争取同性恋平等权利的主要障碍有三个方面:一是同性恋恐惧症,这种病症较少来自宗教戒律,较多来自社会行为规范。中国社会太看重家庭价值,有些同性恋者认为,如果不为家庭传宗接代就对不起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二是一般的反性,对于所有婚姻之外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都持否定态度,认为是淫乱,是下流的、肮脏的、堕落的;三是一般政治民主方面的落后,例如北京同性恋文化节被取缔。”
同性恋≠艾滋病
台湾同志比较快乐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始终以独立个人身份介入同志平权活动的崔子恩便是文化节活动的艺术总监。崔子恩被称为是在中国主流电视媒体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第一人,他同时还是先锋派作家和电影制作人。其短篇小说《舅舅的人间烟火》曾获2001年“德国之声文学大奖”。2003年,其自编自导的DV影片《旧约》、《丑角登场》参展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
在谈到去年年底同性恋文化节不幸夭折的原因时,崔子恩告诉德国之声记者,活动组织者对政府立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低估了来自官方的阻力。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了同性恋与AIDS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节目内容很有深度,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几乎每一名电视观众都视之为中央政府对同性恋问题的表态。但是直到文化节被禁,组委会成员才看清上面的真实意图。
崔子恩发现:“在中国,讲同性恋就要讲艾滋病,两者必须挂在一起,而我们的文化节是把同性恋单独提出来,所以就遇到了问题。”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