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佩诚承认，目前现代人性生活数量下降的现实的确普遍存在：“不仅是潘绥铭教授的调查，性学界其他很多专家的调查研究都能够充分地证明这一点。”胡佩诚指出，性生活数量下降除了工作压力和生存压力以外，还存在很多外界因素。“比如性知识的缺乏和性技巧的单一，比如不恰当的时间，或不恰当的地点，或单调的姿势，乏味的氛围；环境的恶化与污染、食物质量的下降，引起人体激素分泌失调，进而导致性冲动减弱……”

“当性生活远远不如以前频繁时，许多人从生理到心理上就会下意识地出现一些隐忧，认为自己的情况已经接近或者成为了‘无性婚姻’。事实上，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性生活数量下降、性生活不和谐、男性出现短暂性性功能障碍、女性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性冷淡……这些广泛存在的性问题是可以通过指导以及治疗得到改善的。而真正意义上的‘无性婚姻’却是心理上与生理上双重障碍，能够改善的可能性极小。”胡教授肯定地说，因此而言，初步可以确定，中国社会距离所谓的“无性婚姻”时代还有很远。江苏省性学会理事长储兆瑞与胡佩诚有相同的看法：“虽然很多人的婚内性生活次数减少了，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心理治疗采取补救措施。”

另外，胡佩诚指出，性生活次数的多少因地而异。“性频率低，并非普遍出现在中国每一个家庭。”胡佩诚举例：“我也曾经做过这样一份调查，结果显示：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性生活是最少的。农村人和城市人差不多，性生活也很少。而在县城里的人们，性生活最多，性生活质量很高。”

“原因很简单，大城市的生活更加紧张繁忙，压力过大，使得人们投入性生活的兴趣、动力和精力都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农村的情况也一样，农活太辛苦，性生活自然就少了。而县城里的生活相对安逸，性生活自然较多。城市越大，已婚或同居的人之间的性爱次数反而越少。”由此，胡佩诚提出：“性爱频率并不是判断性生活质量的惟一依据。从刚才提到的情况看，只要满足性需求，又不会让人过度疲劳，影响日常生活，那么这个性频率就足够了，性生活也可以说是保证质量的了。”

“因此，说大家的婚姻已经‘无性’了，太言过其实。性是否健康也要依据日常生活状况来衡量。它的标准是变动的。把刚刚的现象反过来看，就会发现，只要生活压力不超过负荷，人们还是有足够的‘性’趣的。可以假设，给城市人和农村人‘减负’，让他们的精神和身心稍稍地作一些调整，性生活的数量自然就回复到原先了。”

最后，胡佩诚还特别指出，广泛存在于中国夫妻之间的“性问题”，虽然从表面上看呈上升趋势，但事实上，这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与所谓的“无性婚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单纯地把越来越多广泛存在的‘性问题’上升到‘无性婚姻’时代的提法并不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