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以後称《透视》）书的序言中所说：此书乃为继潘光旦先生的《性心理学》之後的第一本有关中国同性恋方面的著述，故杨氏称其填补了此方研究的空白。《透视》是李银河（1952－）、王小波（1952－1997）夫妇在社会多重"困扰”和"诘难”下，坚持完成的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其目的在于研究"至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的人的同性恋活动，因其"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甚至"因此超过了百分之一的规模”。因为"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多是要结婚的，必然对女性的婚姻生活有重大影响”。
据研究者的调查报告，李氏夫妇对大陆男同性恋群体的访问，受访者基本都会回答要与异性结婚。（但在台湾的主要针对"男生”同性恋的报告中，却有不少充满了理想，或是期待同志婚姻合法；或是与女同志假结婚；或是坚持独身，并认为与异性结婚，对自己对女方，都不公平。）《透视》在第五章"婚姻生活”的开篇，研究者指出："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没有一个是西方意义上的‘公开的同性恋者’，即使那些在社会上十分活跃甚至知名（所谓知名并非真名而是绰号）的同性恋者，也不愿让家长亲友知道自己的真实倾向。……在中国社会中，这个秘密有个会泄露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到了结婚年龄时——因为健康的男性在中国几乎人人都要结婚，所以不结婚就会引起怀疑。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的已经结了婚，有的正准备结婚，真正准备过独身生活的是极少数。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徵得妻子同意的同性恋者，整个调查过程中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因此可以断定，同性恋在中国必定是或即将是背着女方（妻子或女友）进行的秘密活动。於是就产生了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婚姻关系的问题。”
本文即由此切入，来读解李银河、王小波《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报告反映出的，中国男同性恋的游戏心态；以及围绕著这个社会现象而生发出的文学话语。
一、社会学调查及思考：
无论是李氏夫妇的自我言说还是援引他国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点，基本存一共识：即同性恋逃避异性婚姻，期待同性婚姻。
此言说隐含了一个立场，即现代性中的人权平等意识。它体现了同性恋群体对婚姻权的争取，这也是他们对自我行为的合法性诉求。在这份争取与诉求中，几乎故意忽略现有婚姻制度的弊病，而将其重新回归到古典浪漫诗情中。有一个最基本的理由是，同性恋的婚姻逃脱了生殖目的，而纯粹为情感和欲望的归属。当此意念渲染成文学话语时，情绪更是一泻千里。（后文再论）
但是，由于《透视》报告中的调查规模不大，且调查对象中知识层的较少，故在李氏夫妇的这本研究著述里，几乎很难找到这份对同性恋婚姻的争取与诉求。或许是由於面对中国现实，这份同性恋理想的实现太困难太远不可及；因此从李氏夫妇的调查报告中所了解的中国男同性恋，无论是面对婚姻现实，还是面对自己性取向和性爱好的活动，更多呈现某种游戏心态。
此心态的形成有一个客观原因是"不想结婚，但又不得不结婚。”此现实压迫造就了中国男同性恋的性活动，无终极无归属的特性；同时亦使得与异性"不得不结的婚姻”，存先天功能性不足。
首先，《透视》第三章专门针对同性恋群体的感情生活展开，本文厘析出的有以下几点：
1.真情与婚姻的相抵触：
调查报告中，有这样叙述他们恋情的缠绵："以前他说一百个爱，我都不相信是真的，现在他恨了我，再说一个爱字，才是真爱呢。我挂念他。……我对他身体的一切都爱……他自从和我好上以後，就和老婆分居了。我不想让他守着我，我也不守着他，我已经造成几对离婚了，不想再这样做。”这里发生的真情与异性恋的三角情，没什么区别，都因真情而与婚姻规则抵触。使得这份"婚外情”似露水般
不可常留。
虽然李氏夫妇通过调查得出结论：中国男同性恋的婚外情即使暴露，远远不如异性恋的严重，因为中国男同性恋者的婚姻几乎不会由此而破裂。这恰恰说明同性恋间的情感成功系数很低，不具异性婚外情存有转为婚姻的可能。而且多数同性恋者将"终身相守”视为畏途。正是同性恋间的爱情在中国突显出"没有结果”性，因此有人"宁愿把它当成游戏，而不愿视之为爱情”。故在《透视》中有对象明说："我不喜欢爱呀之类的，觉得是游戏。”
2.由於中国同性恋现有的现实环境，李氏夫妇所收集的多为公共厕所（而中国的公共厕所的条件，向来是非常恶劣的），及少数公园，此场所就决定了在此发生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具有过场性。因此，《透视》这样指出："具有感情色彩的关系在男同性恋的全部关系中所占比例甚小，至少在那些常到社会上走动的人们当中是如此。不少调查对象都有过同几十人、数百人性交的经历，但其中真正具有感情色彩的关系仅有几次而已。仅管多数人持有‘比较尊重感情的在一起好，有性满足的不太好’这一观念”。但是，即使是由感情出发的，"固定的同性恋对子总是不能长久”。李氏夫妇说："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同性固定伴侣中交往时间最长的是三至五年，最短的仅有二至三个月，中位值是二至三年。”
对此，有同性恋者这样解释："两个同性男人之所以不能长期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的也是你需要的。同性恋大部分是胆怯的、文弱的，希望对方是骠悍的、阳刚的。……因为一个同性恋男人喜欢的是一个真正异性恋男人，一个真正完美的男人。所以，两个男同性恋者会在有共同利益时，才长期住在一起，不是利益关系的话不会长期住在一起。由於在一起时都希望对方更像男人，所以不能长久。”於是，李氏夫妇说：此颇似《蛛女人的吻》中一同性恋者的独白："我始终在等待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是真正的男人要的是真正的女人。”
这里体现了同性恋情感的"过路性”与"游戏感”，不仅来自於外在的条件和压力，更有某种内在因数。其一是现代婚姻具有的利益功能对同性恋的影响（此点对文学话语著作的浪漫诗情是一个打击）；其二是由於同性恋以愉悦为目的，其择偶的标准就更纯粹、更理想。
其次，透视第四章、第五章谈到同性恋群体的性生活与婚姻生活。本文亦分两点作评析：
1.婚姻在中国男同性恋的性观念中被认为会挫伤"性感觉”和"性能力”。
由於中国的现实不具有同性恋婚姻的可能性，而同性性行为又不具生殖动机，也就突出了同性恋的以愉悦为目的的性观念。对愉悦质量，或者说是魅力的追求，一方面决定了同性恋间的交往时日不长。如《透视》中调查的："圈内一位以性感著称的人物作过这样的表达：‘同一个人做爱是一次的最好，第二、三次也还可以，长时间的多次做爱就是生活的感觉了，不是做爱了。做爱真正美好的是一次。’请注意他们说的‘生活的感觉’可读作‘过日子的感觉’。在这里，他把做爱与过日子分得很清楚。前者是美好的感觉，後者却不那麽美好。”
这种唯美的极端追求，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男同性恋对婚姻的稳固、烦琐，有某种本能的抗拒。因此，"在同性恋者心目中，结婚是一件‘跌价’的事情”。透视列举许多同性恋关系因婚姻而解除的实例，其原因一方面强调感情真挚。故有说："我不喜欢结婚的人，觉得他们没有人味，对女人也不真，对男人也不真。”这里，他们同样寻求感情的专一，认为婚姻是感情的障碍，甚至有调查对象说："我碰到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说自己没结婚。他可能在骗我，我不敢以真心对他，万一他要是成了家的，那是对我的感情的摧残。”另一方面，由於他们对性愉悦质量的重视，尤其强调"精力”。故"圈内的人都以未婚自雄，重视未婚，认为结婚的人精力就达不到了。”
2.由於结婚的压力对中国男子来说，实在太大，因此，中国男同性恋大都三十岁以後，会寻找一个或是"性冷感”、或是"性无知”、或是有着性创伤的女性结婚。比如一个叫A 的调查对象，"他把性和爱划到了男人的领域，把家庭和婚姻划到了女人的领域。他绝不肯和男人同居，觉得那不像一种生活。家里不但有妻子儿女，还要有爸爸妈妈，大姑小姨，兄弟姐妹一大群。老婆作为一个部分，也是必不可少的。可是爱和性要和女人挂起钩来——他说根本无从谈起。” 因此，调查中有个河南安阳的同性恋结婚三年，老婆仍是处女，且无怨言，因此这个同性恋者认为："结个婚，没什麽麻烦，还多个洗衣服做饭的人，不是挺好麽？”有的结婚多年，"总共与老婆做爱五次”。
中国男同性恋的婚姻"是为结婚而结婚”，所以他们要么突出婚姻的社会形象，要麽突出它的生育功能。有的是为了能分得房子，需要婚姻；有的是为了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保持他完美的社会形象，需要婚姻。对此，"生育”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曾有同性恋者对他新婚的妻子说：在中国大陆境外，有经济支持，且不受计划生育的影响，他要四个到五个孩子。并不是此人喜欢孩子，而是"生育”能巩固上两的"维护”，更重要的是，生育本身及养育的繁重，会让女性忘记"性”。
《透视》调查中，有许多是由於女性有"性自觉”和"性要求”，而导致婚姻解体。有调查对象表示，在恋爱时，若女方太亲热，在接吻、拥抱的同时动手动脚，会引起反感使恋爱告吹。他们一般表示，与异性不得不进行的这种社会压迫下的交往，大多被控制在一个时间段，如有女性由两个星期见一次面，调整到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并除了拜见双方父母之外，还有私下亲昵要求，此恋爱定告吹。若结婚後，老婆可以常住娘家，一个星期或几个星期回来一趟，甚少要求性爱，此婚姻有可能维持。而调查报告中，亦有个案，同性恋者自己厌恶与妻子发生性爱，若发现妻子与他人有性爱关系，此婚姻亦即告吹。
如果说同性间的性爱追求其"愉悦”美感，那麽同性恋的婚姻中异性性爱，只是义务，并想 尽 办 法来逃避。有的甚至将其沦为游戏的恶作剧。李氏夫妇这样记载："一位自称‘已经造成好几对离婚’的同性恋者，甚至给想为他离婚的男性朋友出过这样的主意：某次与妻子作爱时，偷偷把声音录下来，人在那种时候说的话後来听到会害臊的。以後妻子一要求过性生活，丈夫就放那段录音，如是几次之後，她就不乐意作这事了。那时丈夫再要求作爱，是妻子不乐意了，於是丈夫就可以以此为理由提出离婚。”如此煞费苦心制造离婚，不如干脆不结婚，但是中国男同性恋不然。李氏夫妇这样述道："同性恋者结婚有一个隐蔽的功能是人们没有想到过的，即取得离婚者身份，以便过无人打扰的单身生活。一个大龄未婚者与一个离婚者的处境是十分不同的，前者会不断受到亲友的规劝、同事的‘热心帮助’及各种干扰，而对离婚者的打扰却少得多。人们或者以为他们保持单身生活是因为前次婚姻所带来的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婚姻在此是一幕荒诞剧。
因此，也有同性恋者自己表示：做同性恋者的妻子是非常可怜的。 而对于一项社会学研究来说，其引出的"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故在《透视》跋中，李氏夫妇不无女性立场地具体指出了此"忧虑”："假如你是一位妇女，又不幸嫁给了同性恋者，也许就会遇上冷漠、疏远、没有性生活，却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一生的幸福会因此而报销。谁能够说，这样的事还不算严重？在我们的研
究中，这样的妇女是有的。她们既不知道有同性恋这样的事，也不知道丈夫是同性恋者，还以为世上所有的男人全是这样，因此也不会抱怨什么。……我们举这样的例子，不是要谴责同性恋者，而是要说明他们作此研究的本意。……会有人认为，我们揭开了社会的疮疤，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因为我们把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平静，转化成自觉被愚弄的痛苦。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疮疤早早揭开的话，就不会有受愚弄的人。”
其实，这些妻子们的灾难，远不只是会"报销”婚姻的幸福和被愚弄。假设她们中有聪慧而多情者、敏感而善思者，当那"丈夫”或是怀有内疚、或是没有兴趣地敷衍般造爱；那么，本来夫妻间正常的不能再正常、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每一次性生活，都将转化为要么是荣受圣恩，要么是死皮赖脸。中国的妻子们，天生不具有表达自己性感觉的能力；她们中"规矩”文化基因越多者，越会在每一次与"丈夫”的性生活之后，感到无地自容。若那"丈夫”越伪善，这份感受也就越深刻。
同性恋本以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诉求于对差异的尊重，对人权的坚持；而中国特殊的情境却营造出中国男性同性恋特殊的"游戏”心态，在追求自我幸福的同时，剥夺了配偶女性的幸福；在享受自我性愉悦快感的同时，剥夺了女性享受性的权力。因此，面对中国这种特殊的同性恋现象，在当今性学科努力建构性行为文化的同时，其周边的文化历史环境当引起重视。
二、文学话语分析：
《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这本中国近年来第一部同性恋方面的研究专著，由其著者之一王小波，将实地调查的口述事实以自叙的方式呈现於一部叫《似水柔情》的电影剧本中；后由文学研究者艾晓明以《爱情最美好之处》为题，对王氏手稿进行评述研究。从艾氏的批评篇题就不难看出其文章是从情感方式入手的。
本文上面已提到《透视》书在"情感生活”、"性生活”、"婚姻生活”等章节中，对同性恋的"情感”作了不少文化性的分析，而且多有实证。李氏夫妇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性恋并不认为多性伴侣是一个问题？"如果从‘不忠实’或‘外遇’这个角度提出问题，那么同性恋在感情上和肉体上的不忠，丝毫不弱于婚外恋。”为什么它对社会影响的严重性远远亚于异性恋的同等状态？
文学话语常常回避实质性的问题讨论，耽溺於审美情境中的情绪宣泄。因此中国男同性恋的游戏心态，体现出的同性性爱的唯美追求，就很容易为文学营造佳境。对"愚弄”的关怀和警策的社会学研究，转为文学话语时仅剩下对"爱情”这永恒母题的浪漫主义讴歌。因此艾氏这样总结对《似水柔情》的阅读："我倒是倾向于一个不绝望的理解，犹如王小波的所有其它小说一样，在无出路的、以忍耐俗世为终结的小说中，隐含着一个永恒的母题，是以反讽的形式，对爱情这种东西，这种生命中堪称美好体验的东西的守护。” 并指出作品的全文是在一个回味的方式中展开对同性恋"恋”字的界定。如果恰如艾氏所说，此界定体现在"爱情美好之处，是它可以永远回味。”
试问小说中的妻子们"回味”的将是什么？如果一个女人本着一份爱情不小心走进了同性恋的婚姻，这回味带来的伤痛，是今生今世乃至来生来世都难以忘却的。本来同性恋的问题，不具有性别分歧；但由于中国男性更注重社会身份，正如《透视》中所呈现的，他们多选择女性作为保护工具。他们让妻子们生儿育女，让她们永受孤独和愚弄；在选择妻子时倾向女性性冷感，或是结婚以后努力将女性导向性生活的乏味。试问这些女性是否有权利像同性恋者一样去"守护”那"生命中堪称美好体验的东西”——"爱情”？艾晓明有不少女性研究成果，为什么在此处立场会如此消匿呢？艾氏对《似水柔情》的评述，意在指出同性恋没有错，而那些认为同性恋贱的观念有问题。文中指出："同性恋是一种具体的境遇，但人在生存和确立自己的立场时难免是要经历种种被视为异类的境遇的。”对此笔者没有异议。但笔者认为，同性恋群体"领受一种贱民的身份”，不是为了在"认贱的情况下才能享受爱情”；而是以颂扬差异，或是以对"酷儿”（Queer）这样的概念强调，作为策略，来穷尽游戏的智慧。
之所以对中国同性恋会有如此体会和书写，本文认为与王小波的创作态度及风格有关。王小波从20岁开始写作，但40岁以後才出道。其作品广泛被文化界欣赏认可，乃至轰动，很大程度由于他突然英年早逝。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创作作品的思路和语言表达。正如他的妻子李银河总结其杂文的特征所言："一是它独特的思路，一是它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思路属于自由人文主义，是在经历过思想浩劫的国度硕果仅存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结晶；他的语言犀利幽默，妙趣横生，是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字。”正是这独有的特征，显示出王小波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本文更认为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王小波的发声始终显露一个群体姿态，是代表一代人的声音。虽然其风格具李银河所说的个人特色，但他的言说是为沉默者代言。王小波称一个在话语喧嚣中失去声音的一代，为"沉默的大多数”。他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以什么样的方式代言呢？他的代表作《黄金时代》，围绕著一个事件发生，即一个女知青因姿色被人说成是破鞋，後来她真得成了"破鞋”。从开始反复辩论、否定自己是"破鞋”，到後来肯定、甚至热衷认可自己是"破鞋”。以确认自己的异己身份来表示反抗。就是她具有"性”行为的可能性，她被打入一个被批斗、被践踏的阶层。她被要求向公众一遍遍坦白她性行为的场景和细节，而每一次这种批斗、坦白之后，都激起她更强烈的性亢奋。"破鞋”身份的确立，激发的不是爱情，而是性行为的"极限体验”。 王小波就是用这种"革命”与"性”的游戏景观，来表达一个被世俗定为"贱民”阶层的反抗。
那么，对同性恋群体的写作，"贱民”阶层的反抗，亦成为写作内在的动因，游戏是一种话语言说方式，其要表达的是：性愉悦和性享受本身体现了一种个人平等与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其强调人们选择生活方式和性爱方式的权力。也就是说，同性恋群体是属于中国当有的自由派之列。对同性恋"恋”的游戏态度的肯定，目的在于对社会恶俗带来的社会正统婚姻模式的颠覆。这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要以性的表达来写知青生活一样："我也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现在回忆起来，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找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然而，在我的小说里，这些障碍本身又不是主题。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以"贱民游戏”来表达同性恋的处境，是因为这个世界竟有这样荒诞的看法。
王小波在《似水柔情》的小说中，通过同性恋者阿兰的口述，重复女性"公共汽车”的言说："每个人的贱都是天生的，永远不可改变。你越想掩饰自己的贱，就会更贱。惟一逃脱的办法就是承认自己贱，并且设法喜欢这一点。” 王小波的写作态度自书写《黄金时代》以来就一以惯之，自然的身体在白衣下柔顺地淌开，等待着被占有，它的存在值就在于供摧残供羞辱。於是，"一袭白衣之下，一切奸邪、淫荡，都被遗忘了，剩下了纯洁、楚楚可怜。”因"身体”在这个时候可以体会其自己，并为期望"被使用”而兴奋。这份书写隐含了虐恋文化理论，甚至某些情节，如"女贼”对受虐的向往，身体张开的状态，几乎模仿此派理论的代表作《０的故事》；不同的是，此份受虐快感，是阿兰的自我表白。而阿兰在同性恋的性别角色里认同女性，并为自己既能作为"女人”被爱，又可作为男人去"爱”或"强暴”女人，倍感幸福。但是，比较王氏的小说和剧本，不难发现其社会学层面的思考，与文艺审美追求之冲突，故在剧本的改写中，竟有"阿兰（愤怒、冲动）：”这不是贱！不是贱！这是爱情！（严厉地）永远不许你再对我用这个‘贱’字’，听清楚了没有。" 这段话几乎颠覆了对”贱"意识的策略和审美认同。此外，小说中的阿兰，由於对”贱"的认同，而对女性有一种合二为一的感觉；而剧本变申明他不可能爱女人。
文学不似社会学以实例来探讨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文学凭相象和虚构进行书写，审美情绪越是凄婉，就越有可能触动心灵深处那密而不显的临界。小说中，阿兰对同性爱情亦满是绝望，因为在公园里发生的"爱情”，几乎没有理由，并常被宽恕，而且是在公共厕所或公共浴池中匆忙实现，使得"人都变成了流出精液的自来水龙头”。在虐感的追求中，阿兰认为："爱情应当受惩罚，全无惩罚，就不是爱情了。”因此，在中国特殊的境遇里，他便爱上了惩罚他的警察。王小波对于"受虐”有近乎哲理般的抒情："也许你想过要占有什麽，占有自己的美丽，占有别人……但这都是幻觉。人生在世，除了等待被占有，你还能等待什麽呢。所以，去爱他吧，服从他，把什麽都告诉他……”如果这份思考是立於存在层面，有其诗意，但结合王氏的小说和剧本，此发言中存有女性的口吻，是女性追求受虐，阿兰亦只有在认同女性角色时，才接受虐待。本文笔者对此不得不惊讶。
从中国男同性恋调查实例来看，中国男同性恋很拒绝文学情绪渲染出的爱情。《透视》中有一个同性单恋的追求过程记录。N 用了许多封感人肺腑的情书，亦无法获得S 的爱情，相反S 反复劝N 快结婚。中国男同性恋对待情感的态度可分两种，一是干脆拒绝，似S 对待N 那样，这类人知识层次不高，对社会现实有着无奈的承受，他们的游戏态度，几乎与酗酒或赌博差不多。而另一类，却是知识层次及自我定位都极高，他们借助各哲学理论资源强化对情感施虐的权力。比如利用神学受难来倡导"奉献”；利用存在哲学来颂扬"偶在”，反复吟咏的是"爱是以血和泪作彻底的奉献”。这类人的婚姻便是游戏本身，在对情感施虐中寻得快感。本来同性恋的婚姻在中国是因外在社会的压力，而产生的一种有先在意图的行为，但却在哲学的诗化里装扮成了"偶然”；知识的诱惑使人难以辨其虚伪。若你要反抗伤害，你便玷污了神圣的"偶在”，那么约伯（《圣经·约伯记》）亲临圣光的刹那。如果说在中国性文化里虐恋成份不普遍，性行为对这方的穷尽不多；那么，对情感的施虐，完全可视为中国男同性恋在压迫性婚姻里，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他们循环追问：面对脆弱的生命，永恒的爱怎么可能？若你——配偶真的爱我，为什么你不接受为我牺牲？为什么你不容忍我的生活方式和性取向？为什么你不容忍我对你的伤害？为什么你不承担起我不爱你的真实？为什么你要以悲痛欲绝来限制我的自由？……循环往复，在折磨快感中获得别样的高峰体验。而且如上帝一般，天下万物玩於掌中。
最后，同性恋的文学表达不是在颂扬一个完善，而是突出缺失，是缺失本身带来美感。那么中国男同性恋在婚姻中给女性带来的灾难亦当是"缺失”的一部分。王小波主张以想象书写某种缺失，着意在让生活多一点超常和智趣，并认为这没准得以超越灾难。身陷囹圉中的女性，如何才能在这份超常的游戏中获得智慧，以超越灾难？笔者无以寻得答案，因此本文的写作仍坚持本世纪以来的一种非常朴素的女性立场，它重复的是早年周作人曾引述圣保罗与罗马人书中的一句话："爱是不加害与人的”，"而为社会计好还是把女子牺牲了”当是不可以的。
结语：
在中国性学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善建构之时，在性艺术、性想象的情欲空间还在拓展之刻，不得不小心中国文化里根深蒂固的男权思维。尤其是面对理论资源纷繁复杂的当下环境，发言者常会因一己的利益，择取局部理论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同性恋的游戏本质，当不是树立男权、维护男权；更不是借助新异的理论刺激，以思维作武器对女性进行施暴。中国男同性恋无论是"快感与生殖行为分离”的行动，还是
将"性快感及其身体快感与生殖器官分离”的思潮，都不同程度的以女性作为了牺牲品。尤其是后者，当性快感以思维和智慧来拓展之时，不能以女性的泪水和血液作催化剂。面对以娱乐为旨归的游戏价值，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女性的残缺和伤害为美感，建构起的男性快感，在启蒙思潮、民主平等伸张了一个多世纪的今天，当有些许警悟。
